警示教育心得体会

           ——观看警示教育专题片的思考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 因此，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长期性和紧迫性，务必要以更大的决心、更有力的措施、更扎实的工作、更深刻的教育，旗帜鲜明、毫不动摇把党风廉正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2001年8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依法指定管辖，慕绥新、马向东等人严重违法案件分别由辽宁省大连市、江苏省南京市等地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慕绥新、马向东等16名罪犯被押上法庭，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其中，马向东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慕绥新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慕绥新、马向东等人的腐败行为，带坏了队伍，败坏了风气，影响了沈阳市经济发展，给党和政府的形象抹了黑。本该为沈阳市720万人民谋取幸福利益的权力，到了慕绥新、马向东等人手里却变成了权钱交易、中饱私囊的工具。他们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大肆索贿、受贿，几乎到了利令智昏的疯狂地步。不给钱不办事，给了钱就乱办事，是慕绥新、马向东等人奉行的办事“原则”。由于他们极为恶劣的“示范”和推动作用，致使沈阳市党政干部中送礼之风一度愈刮愈烈，对上送，对下收，数额从数千元到数十万元，币种从人民币到美元、澳大利亚元、港币等。办事送“红包”“感谢”，不办事也送“红包”，还美其名曰“联络感情”。这其中有相当一批行为属于权钱交易的行贿、受贿性质。“红包”绝大多数来自公款，因此，收送“红包”之风又助长了沈阳市一些政府机关私设“小金库”的现象，葬送了一批干部的政治前程。前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嘉廷利用职权收受贿赂，共折合人民币119万元，为儿子和情妇谋取非法利益，涉及金额5000余万元，违纪数额巨大，情节严重，所造成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十分恶劣。慕绥新、马向东、李嘉廷等人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如警钟时时给以我们启迪和警示，如何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腐败”是古往今来全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所有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是将维护自身的利益、巩固统治地位放在一切政务的首位，并因此建立皇权高于一切的专制体制。专制体制，一切权力自上而下授予，每一级官员的升迁荣辱甚至性命都掌握在上级手里，因此他们必然“唯上”，只对上级负责，而不管老百姓死活；“唯上”一方面导致下级对上级的人身依附，另一方面必然导致组织路线的任人唯亲，进一步则必然出现拉帮结伙、结党营私(吏治腐败)；专制体制本身即意味着以人民为敌、不信任人民，对官员的监督主要依靠来自上级的监督，这种先天的监督不力，必然出现腐败；任人唯亲、结党营私的组织路线必然是官官相护、上司包庇腐败的下属，甚至上下左右相勾结，形成腐败网；腐败网一旦形成，搞腐败受到惩处的机率将大大减小，而腐败得逞的机率将大大增加，因此腐败者将越来越肆无忌惮，腐败如同机体上的毒瘤，迅速扩散、恶性膨胀；一切腐败都会加剧对老百姓的压迫和剥削，恶性膨胀的腐败总有一天搞得民不聊生，民众揭竿而起，专制王朝在人民的打击下土崩瓦解，成为最终的必然结果。

江泽民同志指出：“好的体制，可以有效地预防和制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反之，不好的体制，则会导致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我国现阶段的腐败现象是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发生的，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体制性特征。当前，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已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要求，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监督制约体制又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建立和完善，行政行为、市场行为、企业行为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严格规范和有效约束。因此，新旧体制和机制之间的碰撞、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不可避免地在制度和管理上形成真空和漏洞，使得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有了客观条件。因此，加大体制、机制、制度改革的力度，减少滋生腐败的土壤，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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