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捡金案中得到的思法启示

　　媒体和网民关注已久的“捡金案”尘埃落定。媒体报道，检察机关于本月25日认定深圳机场女工梁丽犯盗窃罪的证据不足，同时认定其行为构成侵占罪。而侵占罪属“不告不理”的自诉案件，由于案中300万金饰的失主表示“从来也没有想过追究谁的责任”，这就意味着梁丽不会被追究罪责，对她的人身自由构成威胁的司法因素已经化解。她自由了。

　　如果检察院以及继后而断的法院认定梁丽构成盗窃罪，由于“被盗数额”巨大，她将面对判处无期徒刑甚至死刑的制裁。从重刑转向彻底自由，这位女工在法律的道路上走了玄而又玄的一遭，不幸而又大幸，惊心动魄却大慰平生。

　　一些网友为此感到庆幸，并将检方此认定视为“全国网民关注”的结果，这说法有些道理。有围观者和没有围观者大不一样。“全国人民都在看”！如此，相关机构处理起案子来，比舆论不曾关注过的事件自然会慎重得多，最终司法或行政表现或能“专业化”一点。

　　女工梁丽是有过错的。分析案情，我看她也一度曾有“非法占有”的愿望。我说检察院对此案的最终认定达到了专业化，主要的依据是他们最终排除了梁丽的盗窃罪性质，或者说是由于“盗窃证据不足”而抵制了警方的主张。

　　毕竟可以据事实断定：梁丽事前并不知道纸箱里装的是贵重首饰；捡金行为发生时纸箱主人的确不在现场；依据外包装和放置位置，常人均无法做出是否丢弃物、是否贵重物的判断；梁丽在事后也没有“拒不交出”。以上理由被充分重视、被据实引用，就是“专业能力”与“专业态度”的表现。

　　公安机关以涉嫌盗窃罪对梁丽案出具起诉意见书，宝安检察院第一次将该案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公安机关将补充侦查的梁丽案移交检察院审查起诉，宝安检察院第二次将梁丽案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警方似乎“锲而不舍”，检方可谓不改初衷。各有各的“专业坚持”而不是服从来自高处的专业外指令或暗示，未必不是一种好现象。

　　刑法理论中有个“责任主义”，主张刑罚的轻重应与行为人的主观罪过相适应，刑法不要求行为人对自己根本无法预见的后果承担责任。无论同情梁丽的网民知不知道这个“理论基础”，他们的主张乃至“情绪”倒是真的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这没什么奇怪，正所谓“法理不外乎人情”，正当的法理、法律，不外乎人权与“公共人情”。

　　司法、行政达到专业化，并不是很高的要求。但在不透明、无关注的情况下，这一要求就成了奢望。“公共人情”无法宣泄、表达，任何专业即可肆意滥用自身的专业职能，行使假公济私的专业强权，也就是“专业侵权”和“专业腐败”。

　　司法之宽，司法之严，均不能决定司法是否正义、正当。关键要看在何处宽严，对何人、何事宽严；其宽严标准是否一律平等，是否出于公益动机，是否客观上达成公益效果。所以，从根本上说，即便是实现公平、正义所需的“独立的司法”，也是由于公民监督的通行，方带来公平、正义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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