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时期各派士人诗作探析

　　[收稿日期]2015-06-16

　　[基金项目]扬州大学人文社科研究基金项目“廿年心史：1898-1917年间的诗歌与社会”（项目编号：xjj2014-08）。

　　[作者简介]石任之（1982—），女，江苏徐州人，扬州大学文学院讲师。

　　[摘要]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转捩，而传统士人的政治关怀多以诗歌形式表现。此一时期诗歌，可分为支持变法者之诗和反对变法者之诗。支持变法者卷入变法的程度有深浅，感情较为复杂，但多对变法失败致以哀怜痛惜之意。反对变法者，其诗带有鲜明的保守立场。相关的诸多诗作，皆带有特殊时代新旧杂陈的烙印。其题材与表现手法虽仍沿袭诗史传统，但时人心理渐变，对事件中心人物的认识，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均有所改变，对变革开始有新的反省和诉求。

　　[关键词]戊戌变法；诗史；政治；诗歌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15）04009007

　　学界对戊戌变法前后诗歌的研究，多集中在变法中心人物上。如康有为，写下了大量戊戌纪事诗，而且以长序和自注的形式交代历史背景；梁启超和谭嗣同，在生死存亡之际作出不同的抉择，其相关诗作最能动人心魄。而其他维新派官绅如黄遵宪、沈瑜庆等，在戊戌变法期间亦留下了大量诗篇。守旧派人物如叶德辉、王先谦等，也用诗歌表明了自己对变法的态度。更多的外围官绅则以旁观者身份记录了对事变的所闻所感，其诗作都足以补史之阙。

　　中国古典诗歌与世变关系匪浅。而清代的诗史理念，正承袭自明清易代痛苦境遇下诗人的思考。张晖《中国“诗史”传统》论及明清之际的思想变革，认为“以诗为史”是由于剧烈震荡的社会对诗歌的功能性要求：“他们对‘诗史’理论的思考，化成为大量纷杂的论述。这些论述，极大强化了诗歌记载历史的理论意识，确立了‘以诗为史’的阅读习惯，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1]“诗史”观念在传统上越来越得到认同，清季多事之秋，诗人更自觉地在诗歌中记录历史。而且很多不宜正式公开的看法，往往会在诗歌中有更为巧妙、也更为真实的表达。但这些表达，题材选择与表现手法虽然来自传统诗学，其心理却已与传统“诗史”的某些观念异趣。“诗”固然不能等同于“史”，然而缘情感事发于笔端，在一般应酬的游词鄙词之外，直击心灵的作品无疑值得重新审视和反思。所谓“诗史”，实在也是一代诗人之“心史”。“诗史”与“心史”有联系亦有分别。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史”尚真而“诗”言志，在“诗史”的定义中，“史”的成分更重，故而强调对历史的真实记录与书写。然而文学创作毕竟不同于历史记录，作为史料的价值仍然不能过分高估。“心史”则是以“史”为背景，而“情”的成分更浓，注重个人化的强烈的感情宣泄，有时是非理性乃至非客观的。宋遗民郑所南所著《心史》，即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色彩。清末的特殊时期，这种结合民族主义和个人情绪的写作被广为追念，并得到极大的发扬。明清之际，士人身丁夷夏之变，其精神上的痛苦固然巨大；而清季士人则在文化上承袭华夏传统的清皇室，与强大的西方异质文明之间，在风气渐开之际，遭逢更痛苦的情感的撕裂。更不用说倡导排满的革命者，虽然血统上自命中华，其革命主张却是文化上的以夷变夏，故而清季士人的精神矛盾不可忽视。戊戌变法的失败也标志着近代中国政治上的一大转折，从此国人逐渐舍弃了自上而下的变革道路，而倾向于更为激烈的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在这次割裂新旧士人的政变中，传统诗学已初显变象。

　　一、支持变法者之诗

　　戊戌变法前后诗人之诗，与戊戌政变有关系者，有支持与反对两种。表支持者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虽亲历其事，也是推行变法之重要人物，但诗作之中毫无反映者，如张之洞、陈三立等是。张之洞作为晚清重臣，一度也是强学会的支持者，但在后党势力张扬之际，张即刻意与维新派保持距离。“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本是其得意门生，及其被杀，张之洞痛惜不已，在两江总督任上，于南京鸡鸣寺建“豁蒙楼”以为纪念（取自杜甫诗“忧来豁蒙蔽”），但却不敢以诗稍作抒怀。

　　维新变法时期，湖南巡抚陈宝箴是地方大员中支持最力者，而作为乃父臂助的陈三立，其《散原精舍诗》编年起自辛丑（1901年），近来虽发现一些其早年诗作，但据云“在新发现的《诗录》所收和广为流传的《散原精舍诗》所载中间，陈三立还有五年时间的诗作杳无踪影。而这五年——自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年）至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是陈三立个人历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十分关键的时期。”[2]，陈三立戊戌前后的诗作完全没有记录，是不正常的现象。

　　第二类，作为重要参与者政变后亦遭牵累，但能以直笔叙述见闻和抒发胸臆者。这类诗人当以黄遵宪最具代表性。黄遵宪自1895年出任湖南按察使，即助巡抚陈宝箴宣传和推行新政。1898年8月，他被任命为出使日本大臣，遂得暂时远离政治中心。至戊戌变生，黄遵宪亦被列为“从严惩办”的维新乱党。幸得友朋援救，又得外国驻华公使干预，清廷方许其辞职归田[3]776。其《感事》八首[3]779，则全论戊戌之事，录其三首：

　　授受元辰纪上仪，帝尧训政典留贻。谁知高后垂帘事，又见成王负扆时。九鼎齐鸣惊雉雊，千金悬格购龙医。白头父老纷传说，上溯乾嘉泪欲垂。（其一）

　　推车弄顶看文康，变态真如傀儡场。五百控弦谋劫制，一丸进药失先尝。传书信口诃西母，改制称尊托素王。九死一生仍脱走，头颅声价重天亡。（其三）

　　金瓯亲卜比公卿，领取冰衔十日荣。东市朝衣真不测，南山铁案竟无名。芝焚蕙叹嗟僚友，李代桃僵泣弟兄。闻道诟天兼骂贼，好头谁斫未分明。（其四）

　　第一首统摄政变之事，颔联之“高后垂帘”“成王负扆”喻光绪失位、慈禧听政；颈联指小人上位，维新党人遭通缉，其意至明；第三首意在责备康有为。首句本自李白《上云乐》诗句：“大道是文康之严父，元气乃文康之老亲。抚顶弄盘古，推车转天轮。”[4]文康是传说中上古仙人，故李诗谓乃天地所生，曾抚弄盘古、推动天之运行如车轮；而黄诗首联谓以仙人之眼视之，世变之无常如同演出傀儡戏，又嵌入“康”字；颔联则涉及两桩戊戌公案，一为康有为等“谋围颐和园”事，一为康有为进药丸毒杀光绪事；颈联则直斥康有为行为不当，一则借“衣带诏”指斥慈禧，二为托古改制自命素王（孔子）；尾联则谓其侥幸逃生而得享大名。“衣带诏”之说尚有疑问聚讼，但光绪的确曾传出朱笔密谕，交杨锐转康有为。[5]而慈禧曾下旨污称康有为曾密献药丸毒杀光绪，令各地严拿康有为。戊戌变法之时，黄遵宪在日本，政变过程及内幕并不清楚，故只能据传闻及清廷公开之说，所以诗中对康有为颇有不以为然之意。第四首则述六君子事，谓“四京卿”（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因光绪拔擢而一朝得享尊荣，谁知很快就因变法失败而被杀，“李代桃僵”尤就康有为弟康广仁而发；尾联则就谭嗣同而发，所谓“诟天兼骂贼”，乃指谭嗣同临刑遗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之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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