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社会法入位中国法制史教材初探

　　摘要：中国法制史学术地位的衰落，与中国法制史学科本身发展有关，表现为近代社会法缺位于多部中国法制史权威教材中。近代劳动法、社会保障法这些社会法入位中国法制史教材意义重大。我们只有全面重视近代社会法这一法律文化遗产，才能推进《中国法制史》教材的建设，推进我国动态学术的研究，推进我国法制的发展。

　　关键词：近代社会法；中国法制史教材；入位

　　近年来，中国法制史的学术地位逐渐衰落，在许多外人乃至中国法制史从业者看来，这似乎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与读者的需求也是背道而驰。事实上，随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的不断深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读者对于历史文化知识的渴求反而比之贫困时代更为强烈。专门研究法制发展轨迹及其历史经验教训的法史学科来说，理当受到读者的欢迎才是。目前，法制史遭受冷落和不被重视与欢迎的事实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中国法制史学科本身发展不如人意。这一点在多部中国法制史权威教材中暴露无遗。为引起学界重视，推进中国法制史教材的建设，作者不揣浅陋，谨就中国法制史教材中近代社会法入位的问题作一浅陋、尝试性的探讨，错讹之处，请教于方家，并求纠偏。

　　一、社会法的内涵

　　近代社会法在中国法制史教材中地位问题的解决，首先必须简要了解社会法的内涵这一基本论题。

　　关于社会法的研究，我国上世纪虽有学者涉猎，但并未引起广泛的重视。本世纪之初，在“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社会法理论研究已经引起学者的密切关注，继而在我国的发展如火如荼。2005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成立全国第一个社会法学研究室。2006年9月，中国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宣告成立，北京大学贾俊玲教授当选为第一任会长。同年10月，在苏州大学召开主题为“劳动基准法研究”的首届年会。此后，该研究会多次举办年会。目前，全国人大将社会法定位为与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刑法等并列的“七个法律部门”之一。这表明社会法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何为“社会法”？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一是“第三法域”观。有学者提出，社会法是介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独立的第三“法域”。如孙笑侠认为，传统法律两大结构要素的存在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于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出现了第三种法律体系结构要素--社会法。董保华也认为，国家本位的公法是第一法域，个人本位的私法是第二法域，社会本位的社会法是第三法域。二是“法律部门”观。有学者提出，社会法是与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并立的一个法律部门。如郑尚元认为，社会法作为“一类法律”，与宪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等一起构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法与私法融合的结果是公法与私法之外的“第三法域”，而“第三法域”并不等同于社会法。另外，王为农认为社会法是一种“法学思潮”，是一种与个人法和国家法相对应的民间法。

　　从上可见，学界尚未对社会法的内涵达成一致与共识。竺效因此提出，我们只需了解、辨别和掌握可以从哪些不同角度和层面使用“社会法”一词即可，无需过多地深究社会法的概念，也不必试图得到一个能被较为普遍接受的定义。作者深以为然。

　　二、中國近代的社会立法概况

　　正如以往的部门法学研究一样，我国当代社会法学者主要是参考域外的理论和实践，对本土社会法传统缺乏应有的观察与思考。如果说学者对中国古代社会立法稍嫌隔膜的话，那么对中国近代社会立法置之不理只能说是学术偏见了。事实上，中国近代社会立法已经步入法制化、规范化和专业化的轨道，内容极其丰厚，大致可从三个时期予以了解。

　　（一）中国近代社会立法的开始期

　　自民国开始到国民政府建立前，是中国近代社会立法开始时期。在这个时期，民国政府追随英国济贫立法、劳工立法以及德国的社会保险立法，进行了多项社会立法的尝试。如大量出现的劳动立法：《八小时工作制案》《劳动立法原则》《劳动法案大纲》《工会条例》《工人运动决议案》《劳工仲裁条例》及《国民政府组织解决雇主雇工争执仲裁条例》等。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社会保险的理念已经传入中国，政府劳工立法也出现“劳动保险”的概念及有关劳工保障的条款。政府颁行的《游民习艺所章程》《勘报灾歉条例》及有关文官、警察、军人抚恤的系列法令，也把中国传统的救济、救灾、抚恤等社会保障形式引向了法制化轨道。

　　（二）是中国近代社会立法的发展期。

　　从国民政府建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是中国近代社会立法的发展阶段。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颁行《慈善团体监督法》，将民间的慈善救济活动纳入法制化管理；在住房立法方面，颁布了《土地法》，其中规定了“政府有住房保障的义务”[1]；在救灾立法方面，除颁有《勘报灾情的条例与规程》外，还出台《救灾准备金法》，建立了中央和省两级救灾准备金制度；在劳动立法方面，制定实施了《工会法》《工厂法》《劳动争议处理法》《团体协约法》《劳动契约法》《最低工资法》等；在劳工立法的过程中，先是拟成《劳动保险草案》作为《劳动法典》独立组成部分，后又拟制《强制劳工保险法草案》作为单行劳工法规。这些表明当时的社会立法内容相当全面、饱满，并且已开始迈上了现代化的门槛。

　　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颁布了《劳动保护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等许多劳动法规。这些法规都得到了工人阶级的大力拥护。

　　（三）中国近代社会立法的高潮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以国民政府社会部的成立为转折点，中国近代社会立法进入了高潮时期。1943年《社会救济法》的颁布，为中国近代社会立法奠定了基石。从《社会保险法原则草案》的议决，到《健康保险法草案》《伤害保险法草案》《社会保险方案草案》的草拟与川北盐工保险的试办，再到《社会保险法原则》的最终确立，演绎了中国近代社会保险法制化的曲折历程；《职工福利社设立办法》《农民福利社设置办法》《捐资兴办社会福利事业褒奖条例》及《社会部奖助社会福利事业暂行办法》等法令的公布，为构筑中国近代社会福利法制体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劳动保护暂行条例》《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等一系列切合实际的劳动立法，维护了工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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