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雨果、托尔斯泰人道主义思想差异论

　　关键词：“勿以暴力抗恶” “道德自我完善” “托尔斯泰主义”
　　摘 要：作为19世纪人道主义一种新走向的代表性人物，狄更斯、雨果和托尔斯泰在趋同中又有着诸多差异。狄更斯从“圣诞精神”出发，较早演示出“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雨果赋予“勿以暴力抗恶”以更切实的“道德自我完善”内涵，认为“崇高的行为”高于一切。托尔斯泰最终把这些完全融进基督教宗教当中，并彻底否定暴力革命的合理性，建构起了“托尔斯泰主义”。
　　
　　形成于文艺复兴并标举着文艺复兴核心思想的人道主义，其主要特征是张扬人性、反对神权，斥责禁欲主义、追求享乐人生，崇尚科学理性、批判蒙昧主义。到了18世纪启蒙运动发生时，肯定人性已没有太多障碍，禁欲主义也成了历史陈迹，启蒙思想家们把关注点放在了理性的诠释和强调上面，理性被当作反封建政治斗争的武器。启蒙思想家们认为，凡合乎自然和人性的就是理性，理性是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所有不合理性的社会形式、国家形式和观念，都应当扔到垃圾堆里去，从而建立起一个“理性的王国”。从这一目标出发，他们提出“天赋人权”，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战斗纲领，以对抗贵族特权，摧毁教会统治。毫无疑问，启蒙运动继续和发展了文艺复兴的人道主义。
　　可是，进入19世纪后，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各国的推进，人道主义的内涵产生了诸多变异，以狄更斯、雨果和托尔斯泰为代表的“勿以暴力抗恶”，就是一种显现。然而，这种趋同仅是问题的一面，事实上，三位作家的人道主义思想不仅有着历时性差别，还有着各自的根本倚重。
　　在19世纪30年代狄更斯创作的初期，他的《匹克威克外传》《奥利佛·特维斯特》《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等作品讽刺、揭露了种种社会不平，也创造了一系列关心、庇护弱小者的“仁爱”有产者形象。《圣诞欢歌》只是狄更斯1843年开始创作的《圣诞故事集》中的一篇，却标志着作者步入了新的创作时期。其间，生来仁爱的有产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被“圣诞精神”“感情教育”改变了冷酷心肠的有产者。英国文学史家艾弗·埃文斯曾评议说，这表明作者“对人类仁慈的信念几乎达到神秘主义的地步”。何以谓之“神秘主义”呢？我以为相当程度上是指狄更斯还没能把这种“圣诞精神”“感情教育”明晰化，其涵义还较为模糊。但是，这却成为此后狄更斯作品经常表达的一种意蕴。如1844年的《马丁·朱述尔维特》写到异国生活的磨难使马丁改变了自私品性，懂得了人与人之间应有“仁爱”与“谅解”；1848年的《董贝父子》写到唯金钱、利润为重使董贝丧失亲情，之后在破产的痛苦中才接受了女儿的“感情教育”，重享人伦温馨。到了创作高峰期的五六十年代，狄更斯对社会的腐朽黑暗、对有产者的丑恶堕落，揭露、批判得更为无情、深刻，却也延伸、发展了他主张的“圣诞精神”“感情教育”。他的代表作《双城记》（1859年4月开始连载）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一方面写下了法国贵族统治者对广大平民、佃农犯下的滔天罪行，表达了对被压迫者的深深同情，暗示“伦敦”如不改变现状，“巴黎”式的革命同样会爆发，另一方面又把以往的“圣诞精神”“感情教育”明确演示为“勿以暴力抗恶”，要人们以基督教的仁爱、宽容对待敌对者，还不惜笔墨描绘了“以暴抗暴”最后是自食恶果。可以认为，狄更斯较早宣扬了“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
　　雨果的思想、创作更为复杂、丰富，但对人道主义始终关注有加。1827年的《〈克伦威尔〉序言》已提出文学对人的道德净化问题：“近代的诗艺也会如同基督教一样以高瞻远瞩的目光来看事物”，它“把阴影掺入光明，把粗俗结合崇高而又不使它们相混，换句话说，就是把肉体赋予灵魂；把兽性赋予灵智”。两年后写的短篇小说《一个死囚的末日》，又站在弱者立场上呼吁废除死刑。1831年，雨果发表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在揭露中世纪教会统治和神职人员罪恶的同时，也意在彰显加西莫多源于美和爱的自我牺牲精神。从1845年开始写作，直到1862年才完成、出版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是雨果的代表作，作者以这部作品，不仅把《〈克伦威尔〉序言》提出的相关理论对象化，更赋予加西莫多式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切实具体的道德内涵。作品的人物塑造及“二元三人”的描写方式，都富于隐喻性：警官沙威是法律的化身，他一心要做的就是依法惩恶。工人冉阿让是被惩处者，正因为法律的不公和严酷使他一度成为“以恶抗恶”的化身。米里哀主教是基督教的化身，秉持以仁慈、宽恕对待一切人。而在“二元三人”的格局中，沙威、冉阿让分别处于矛盾的两极，是根本对立的，米里哀则扮演了化解矛盾、融合对立的角色——因为他的感化，不仅冉阿让告别旧我，变成一心为善的人，沙威也在冉阿让的以德报怨面前无地自容、自我毁灭。这样，为完善道德而牺牲自我具备了既对冉又对沙的双重意旨，作品也完成了一种思想的传达：作为暴力形式之一的法律惩治非但不能让人戒恶，相反只会造就更严重的恶；只有基督教仁慈、宽恕精神引导下的“道德自我完善”，才能真正改变人，改变社会。再到1874年发表长篇小说《九三年》，雨果进而让这种道德涵义上的人道主义与政治革命直接对话，借人物之口指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在王权之上，革命之上，人世的一切问题之上，还有人心的无限仁慈，还有强者对弱者应尽的保护责任，安全的人对遇难的人应尽的救护责任，一切老人对一切儿童应有的慈爱！证明这些崇高的行为，而且牺牲自己的头颅来证明！”革命军司令官郭文与反革命头子朗德纳克，还有代表革命法律把郭文送上断头台的西穆尔登，精神境界却是相同的：为“崇高的行为”宁可舍弃自己的政治理想乃至生命。显而易见，人道主义在雨果这里，被极力地道德化，“道德自我完善”成为最主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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