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洗钱行为的主要方式及反洗钱工作的开展(2)

4、连捞带洗。别人公司自己掌权。政府官员或国企老总创办私人企业，但由别人代理，企业表面上是别人的，但大权由自己掌握。这样既可以通过经济往来把黑钱转移到自己企业的账户上，又可通过正常的纳税经营再赚一笔。
5、转移境外。目前最普遍的洗钱方式是将黑钱转移出去，或在境外收取赃款并洗白。一种是非贸易方式，一些领导干部把子女送到国外，用支付教育费、保险费、佣金等方式套购外汇，再汇到境外。另一种是贸易方式，高报进口，低报出口。一些腐败分子勾结国外公司，在进口设备和原材料时，高报进口价格，以高比例佣金、折扣等形式支付给境外进口商，再从其手中拿回扣，然后将非法所得留存国外。再一种是设空壳公司境外投资，即先在国外设空壳公司，然后利用手中职权将非法所得以对外投资的形式汇到境外。
（二）其他洗钱
⒈通过地下钱庄转移境外。如远华走私收入中的120亿元人民币，就是由其财务主管与晋江、石狮的地下钱庄联系后，派人开车押运到晋江化名“东石丽”家中的地下钱庄，再由“东石丽”通知香港合伙人支付外汇给香港的远华公司。
⒉贿赂金融高官将黑钱汇往境外。一般为走私、贩毒犯罪集团贿赂金融高官放松对资金结算的审查和管理，将黑钱转移出境。如2001年香港廉政公署捣毁了香港最大的跨境洗钱集团，洗钱金额高达500亿港元。罪犯在香港中银集团下属的宝生银行尖沙咀分行开设帐户，为了逃避香港法律监管，他们贿赂了该行一名高级经理，把黑钱以一般转账而非汇兑的形式转移到不同的银行账户，再分别汇往香港和海外的有关银行账户。
⒊设空壳公司境内假投资。先在国内设空壳公司，然后将非法所得通过该公司的账户进行资金汇划，以假合法的交易将“黑”钱洗“白”。如浙江温岭最大的黑社会头目李某，在温岭独霸所有锡厂，利用这些并没有生产的工厂进行金融诈骗5亿元，并通过这些账户进行资金清算，洗“黑”为“白”。
⒋洗“白”为“黑”的合法收入通过地下钱庄转移境外。一般为外资企业出于避税目的将合法收入通过地下钱庄转移境外。中国每年因此流失的财税收入高达上千亿元。
二、目前我国反洗钱的现状
    我国反洗钱尚处于起步阶段，体系不完善。一是法律体系方面，只是初步形成了由刑事立法、有关金融法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构成的反洗钱法律框架。二是在履行反洗钱职责方面，只有人民银行将反洗钱作为一项主要职责，制定了针对反洗钱行业的“一个规定，两个办法”，设立独立部门和专职人员开展经常性的反洗钱工作，进行“正规作战”。其他执法部门和行业，既没有将反洗钱作为本部门和行业的一项职责写进法律里，也没有针对反洗钱行业的规章。在反洗钱工作中，只是在案发时作为附属，或个别部门进行临时的专项打击洗钱犯罪，进行的都是“非常规作战”或“游击战”。各部门、行业反洗钱不能形成合力，进行“军团作战”，缺乏有威慑力的打击手段。三是反洗钱在意识形态中，人们对“洗钱”的认识模糊，甚至很多人不知道“洗钱”这个名词。
三、反洗钱存在的问题
（一）反洗钱缺少一个权威的专门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法》和人民银行“三定”方案虽然赋予了人民银行协调国家反洗钱工作，指导、部署金融业反洗钱工作，但至今仍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对人民银行承担反洗钱的工作职责、相关执法部门的反洗钱职责及金融机构和其他行业应履行的反洗钱的义务作出明确规定，也没有对反洗钱监督管理的措施和法律责任予以明确，实践中没有一个部门对洗钱犯罪活动的打击进行组织、领导，导致对洗钱犯罪的打击很难形成合力，缺乏有威慑力的打击手段，对洗钱犯罪无法进行有效的打击。
（二）反洗钱立法滞后
1、刑法已不适应洗钱犯罪发展。尽管我国《刑法》经1997年、2001年两次修订，在其第191条增加了洗钱罪及相关规定，但我国反洗钱刑事立法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对反洗钱的规定比较原则，没有关于洗钱犯罪的界定、具体行为方式、严重程度以及具体量刑等方面的明确规定和实施细则，导致实践中操作性不强。二是对于洗钱犯罪的上游罪，该条规定仅适用于毒品、黑社会性质、恐怖活动和走私四种犯罪，外延过窄。洗钱犯罪已经从过去仅与毒品犯罪等少数犯罪有关，发展到与所产生经济收益的犯罪有关。尤其在我国贪污腐败、诈骗和偷漏税现象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对其犯罪所得通过交易、转移、转换等各种方式加以合法化不纳入洗钱罪打击范围之内，无疑极大地纵容了洗钱活动的猖獗。由于《刑法》对洗钱在界定、量刑方面的规定的不明确，增加了反洗钱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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