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与科教兴国(2)

（一）  
著名的国际管理学者彼得·德鲁克认为，传统劳动者必须依赖雇主提供的生产资料才能创造价值；而知识经济时代的劳动者自身就拥有主要的生产资料——知识和智力，这样的劳动者已经脱离成本的范畴而具有资产的价值。他们需要企业，但企业更需要他们。这就是说，先进生产力愈来愈多地由富有创新精神和现代知识结构的智力劳动者掌握。中国共产党人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就必须继承和发展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人的创造精神的传统。早在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之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格外尊重科技与教育，毛泽东称科学技术是“人民争取自由的武装”，延安和各个根据地建立起各种各类的科研和教育机构。  
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指示各级组织和军队，尽最大力量保护科教工作者避免即将败逃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迫害。新中国成立仅仅17天，中央人民政府就批准建立中国科学院，紧接着集中相当大的力量调整和组建科研教育基地，掀起新中国科教事业的第一个高潮。虽然后来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偏差，但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仍然以他们不同的方式尊重和保护科教工作者，保存和奠定了中国科教事业的基础。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之初，他不但将科教战线看作推动改革开放全局的枢纽，同时将广大科教工作者作为最重要的依靠力量。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以及要做科技教育的“后勤部长”的论断和讲话，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江泽民同志成为党中央的核心以来，也格外重视科技与教育。他在1991年5月的一次重要讲话中指出， 经济和社会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其意义比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更加重要。近几年来，江泽民同志时刻关注世界科技教育的发展趋势，提出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创见，做出诸如实施国家知识创新工程试点、技术创新工程和教育振兴计划等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抵御90年代初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之所以能成功地战胜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特大洪水，之所以能够用最短的时间基本消除困扰中国几千年的贫穷，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其他国家不断起伏的状态下保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增长，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科教兴国”的正确战略。目前我们正在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十分清楚，第三步战略目标本质上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关键是科技、教育的发展和科技创新产业化能力以及国民素质的提高，科技教育工作者承担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责任。  
中国曾经是世界闻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四大发明催生了欧洲的文艺复兴，是驱散欧洲中世纪黑暗的曙光。我们承认由于失掉机遇，近代中国曾经落伍。但是令我们和后辈永远尊敬的是，我们的前辈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未来的追求。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是几代人英勇奋斗、抗争并用鲜血和生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制度并改革开放的历史。自林则徐以来，中国人民在用鲜血捍卫民族尊严的同时大胆地突破封建制度的束缚，睁开眼睛看世界，一代又一代先进分子走出国门，将近代科技和教育引入中国。以容闳为代表的第一批留学生、以蔡元培、詹天佑等为代表的第一批现代科教工作者，他们的功绩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脊梁。仅仅经过一百多年，中国近代科技和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上个世纪之交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近代科技教育为何物，抗击帝国主义的义和团仍然相信“刀枪不入”，以血肉之躯冲向洋枪洋炮；而到又一个世纪之交的时候，中国不但走完西方发达国家自文艺复兴以来400 年的路程，而且初步建立了完整的现代科技教育体系并在某些方面拥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大庆油田的开发、青藏高原的综合考察、农业的高产稳产、门类齐全的现代制造技术、“两弹一星”的研制、方兴未艾的航天事业及比其他大国更高的成功率、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唯一发展中国家，等等，这一切，吸引着发达国家、鼓舞着发展中国家。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享受着越来越多的科技教育恩惠，科技教育工作者愈来愈受到整个民族的尊重。五四运动以来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证明一个朴素的真理：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有魄力领导中国建立世界一流的现代科技和现代教育，发展世界一流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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