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自成从易经看危机后的国家格局

叶自成：用易经思维看后危机时代国际格局新特点

人民网记者 陈叶军 2009年11月23日08:12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编者按：金融危机对国际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今天的国际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出现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复杂的新的情况。在全球化、多样化发展的今天，尤其是在后危机时代，人们过去用以概括国际格局的那些基本概念，无论是单极、两极还是多极，都无法准确地概括今天的国际格局的特征。11月6-8日在北京举办的北京论坛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叶自成教授认为，必须抛弃陈旧的极化概念，寻找更能客观反映当今国际格局特征的新概念；金融危机后国际格局的最大变化，就是大国作用的相对减弱和小国作用的相对加强，极化国家的相对下降和非极化国家的相对加强，极与非极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正在出现过去没有过的复杂关系，用易经思维来看，可以说当今的国际格局出现了多结构并存、问题极和极中极的新的特点。 专家简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主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传统“极化思维”对国际局势判断的三个误区 记者：金融危机对国际格局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在全球化、多样化发展的世界形势下，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来全面、准确地判断当前的国际形势？ 叶自成：正如过去人们观察政治经济文化的主要和基本的思维方法，主要都是西方的思维方法一样，人们观察今天的金融危机后的国际格局的思维，也深刻地受到了西方的极化思维的影响。

所谓国际格局，主要就是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而所谓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无非是三种，不是单极，就是两极，要不然就是多极，人们总喜欢用单极化、两极化和多极化来称谓过去、现在或将来的世界格局。用这种思维来观察金融危机后的国际格局，除了所谓“多极化”这一陈旧的概念就没有别的考虑了。

今天要分析金融危机后的国际格局的特征，首先应该从反思“极化思维”开始。

所谓极化思维，就是指长期以来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占主导地位的以“极”的概念来分析国际力量格局的状况。所谓极，就是极，具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较强大的综合实力，对国际事务具有较大影响的相对独立的力量中心或国家集团。在极化思维的主导下，过去的国际格局，要么是18—19世纪的多极，要么是冷战时期的两极，要么是冷战后所谓的美国单极，而对现在和今后的国际格局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分析，也大多囿于极化思维的圈子。 实际上，“极化思维”有三个思维上的误区：

一是西方中心论，主要是用西方的国际关系的历史和观念来分析整个国际局势。

二是单向排他性思维，在强调单极、两极和多极时，往往把这三种状况对比起来，只承认或强调其中的一种，排斥其他格局状态的存在，并把它绝对化。

三是大国取向，强调国际政治是大国政治，而且所谓大国，又主要是指一两个，两三个主要国家的作用。虽然极化思维能突出重点，对国际格局的解释也有较强的适应性，但总的来说，极化思维长期把非西方国家排除在外，忽视非西方国家的存在、发展和变化，过分强调几个大国的作用而忽视广大中小国家的存在与作用，过分强调了单极、两极和多极的单独存在而否认它们的相对性和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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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极化思维对过去人们认识国际格局还有相当正面的和积极的作用的话，那么，在全球化、多样化发展的今天，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后的今天，仍然用极化思维来分析、概括今天的国际格局，都会犯片面性的错误。今天我们需要一种综合的思维来观察。 极化思维分析金融危机后格局的三种观点及其误区

记者：正如您所说，人们常用极化思维来分析金融危机后的国际格局。那么，人们用这种极化思维思考国际格局的错误主要体现在哪里？请您详细分析一下这种思维的误区。 叶自成：用极化思维来分析金融危机后的国际格局的错误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所谓单极结束论。“冷战结束后,许多人都相信会出现一个多极世界,但我们却经历了美国一家独断的“单边主义”时代”，而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化，就是“美国?单边主义?时代的结束”。认为金融危机结束了美国单极，开始了没有美国单极和单边主义的一个新的时期。这种观点可能有两个方面有夸大之嫌：一是夸大了冷战后美国一超的作用。虽然美国是冷战后惟一的超级大国，并冷战后的格局并不完全是美国主导和控制下的世界，并不是什么美国的单极世界。美国虽然对欧洲和日本在政治军事上控制较多，但欧洲在政治上的独立性还是相当强的，而在经济上美国并没有不但完全没有控制欧日，反而欧洲和日本和美国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关系；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则从来没有在美国控制和影响之下，虽然中印俄三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制于美国，但三国从来没有不在美国控制之下，伊斯兰国家一部分被美国控制，但大部分不但不在美国控制和影响之下，甚至成为反对美国霸权的主要力量，所以，美国单极论夸大了美国的影响。

二是夸大了金融危机对美国的相对影响，认为美国在危机中受到重创，力量会下降到与其他大国相当的地位。实际上，我认为美国很大程度上在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但美国在许多方面超强力量还是会保持下去；美国在一些主要问题上不得不改变小布什政府时的政策，但并不意味着美国以后就不会再采取单边主义做法了，并不意味着美国不会强势推行自己的政策，单边与多边，大棒与胡萝卜，历来都是美国的利益工具，现在美国外交多边多一些，胡萝卜多一些，不等于美国完全放弃单边政策，也不等于美国今后只会采取多边政策，还是会看形势和情况而定。以单边或多边，大棒或胡萝卜为标志来区分美国是单极或多极，美国采取单边政策多一些就认定世界是美国单极，或美国采取多边政策多一些就认为开始了多极世界，把本来不能完全分开的事情绝对化了，并不符合美国的实际情况。我认为，就美国的整体实力而言，美国的经济遭受重创，美国的制度影响力也有很大下降，但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和局部的，它主要的是把股票中的泡泡挤破了，长远来看，对美国的经济是有好处的，美国经济的实体部分受影响较小，美国的科技仍然领先，而且美国现在正重新寻找下一个替代刺激经济的动力，它很有可能就是正在强势发展的低碳经济，美国在这一方面的优势也是巨大的，把低碳经济中的技术优势转化为金融产品的潜力依然巨大，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也在开始形成了很大的压力。

所以，也有中国学者指出，金融危机并没有对美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造成根本的影响，“美国?一超?的地位不会有根本性改变”。还有的认为，“美国政策上的失误并不意味着力量的必然下降，主观的感觉也替代不了对于事实的具体分析。美国的大国地位能否维持直接取决于其所拥有的国家实力，而国家实力是一个综合性概念。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依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美国在不同领域的能力状况是不一样的，美国的硬实力优势仍存，美国地位下滑主要缘于软实力的急剧下降。而软实力的下降并不是结构性的，主要是因为美国在对外政策行为上的失误所致。只要美国善于学习，改变过去单边蛮干的政策取向，依然能在相当时期内维持其超级大国的地位”。

二、所谓多极加速论。中国人对多极化情有独钟，每当美国受挫之时，总会出现多极化的欢呼声，可以说对多极化抱有很大期望。然而，国际局势的发展也屡屡让多极化者失望，以至于让美国一国掌控世界的单极格局之说甚嚣尘上，但金融危机中，多极化快要到来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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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又成为中国官方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当前局势“反映出经济全球化推动国际格局多极化进程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危机客观上成为世界多极化的助推器。 多极世界加速形成”，，美国影响的下降相对提高了其他主要大国的影响，主要是欧盟、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影响力。还有的学者提出“后一超多强”，实际上仍然上多极化的翻版。“后一超多强格局”是从一超多强向多极格局演变的漫长历史中的过渡阶段，既是对一超多强格局的超越和发展，又为将来多极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对这种多极化加速的观点的主要挑战来自两方面，一是如何看危机对主要力量中心的影响程度。应当说，危机对大国间力量对比的影响也是两方面的，它对美国的影响很大，中国，印度，巴西相对影响较小，因此，中印巴三国的实力相对增加了，但是欧洲、俄罗斯和日本受到的影响也不小，甚至在某些方面比美国还要大。欧盟具有潜力，但政治上难以统一，难以形成较强的合力；俄罗斯在此次危机中受到打击比美国还严重，石油经济泡沫破灭，不能持久支撑俄罗斯的经济的快速发展，而继之而来的所谓低碳经济大潮很可能不利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同时，俄罗斯的经济总体规模有限，尤其是日益减少的人口可能严重拖累其可持续发展能力；日本是此次危机经济幅度下降最大的西方国家，其经济十几年来一直停滞不前，是所谓多极化中发展最慢的国家，这些对所谓多极化加速来说都不是什么好的势头。

二是所谓多极化加速的主要表现，一般会提出两次G20会议，即2008年11月15的华盛顿峰会和2009年4月的伦敦峰会。除传统的G8成员和欧盟外，还有澳大利亚、中国、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韩国、印度尼西亚、印度、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等国。“就政治领域而言，G20取代G8已经是一种现实，意大利拉奎拉八国集团峰会已经明显地预示：由G8主导全球问题的时代已经接近尾声：国际组织、地区组织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越来越大”。

其实，金融危机对多极化的影响也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它的确有助于提高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但另一方面，它也相对地削弱了日本、欧洲和俄罗斯等传统的六极格局中的三极的地位和作用，也在削弱多极化，更主要的是，所谓G20会议的出现，与其说是在加强多极化，还不如说正相反，它提出了无极化、非极化的问题，如果把参与这两次会议的那些国家，比如沙特、南非、土耳其、韩国等视为潜在的多极化中的一极的国家，那这个极就可能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今后还可能出现更多的G化国家，比如，为什么只能是G20国，不可能是G25或G30国家呢？这正好适应中国的一句俗话：多中心等于无中心。太多的极等于无极。

三，国际格局大国思维论。传统的极化思维都强调大国作用，在观察金融危机后的国际格局时，也有不少人用这种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他们“断言，今后二十年，大国主导、大国治理的世界政治格局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但实际上，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格局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中小国家正在国际社会发挥重大影响，正在改变大国长期以来主导的趋势，在一些区域内甚至出现中小国家主导大国政治的局面。

东盟主导东亚的合作已经有一个时间了，它是一个中小国家的集团。 最典型的现象是朝鲜核危机中的表现。朝鲜无论从那个意义上说，都够不上是一个大国，不仅不是整个国际社会中的大国，而且在东亚区域也算不上什么大国，反而可能是东北亚最小的国家，比中俄日美差远了，比韩国在人口和经济总量上也要小很多，但恰恰是这样一个东北亚小国，却在主导着当前的东北亚的局势，并且可能将打破主要大国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的主导作用。很有意思的是，在朝核问题上，中美英法俄日德等主要大国，少有的一致，这些大国甚至连反恐也存在较大的差距，但在反核扩散上和反对朝鲜核武器化方面，却是有一致立场，就是朝鲜必须放弃核武器。但是，尽管主要大国一致通过了对朝鲜核试验的强烈谴责的联合声明，安理会也一致通过了对朝鲜进行制裁的决议，但朝鲜却仍然采取单边立场，坚持核试验，并以强硬立场对抗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继续进行钚铀的武器化的步骤，国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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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争取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努力陷入了僵局，所有的大国在这一问题上都束手无策，只能任凭局势处于失控状态。

这样的例子并不仅仅是朝鲜。在朝鲜之前，1998年，当时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经进行过同样的与大国的抗争，最后两国都拥有了核武器而没有受到国际上的那些大国的任何实际上的制裁，直到今天仍然是不合法地拥有核武器，如果说印度已经被列入大国的行列的话，那么巴基斯坦仍然是与大国称谓无缘的中等国家；伊朗似乎也在扮演同样的角色，它不是大国，但却按照自己的立场在进行核技术的升级和改造，现在的主要大国也几乎不能拿伊朗怎么样。

委内瑞拉也许是另一个小国起大作用的例子。委内瑞拉与美国相比是小国，就是在拉美地区，它与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相比，也是小国，但委内瑞拉在地区内的影响，尤其是对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玻利维亚、哥伦比亚等国的影响，却超出了委内瑞拉国家的实力的水平。

两极、多极、无极，还是……

值得关注和思考的关于危机后格局分析的几种观点

记者：通过您的讲解，我们知道传统极化思维分析当前国际格局的误区。那么，除了原有的极化思维的观点外，当前还有哪些分析国际格局新观点新思维呢？ 叶自成：除了原有的极化思维的观点，关于金融危机后格局分析的几种值得注意的新观点，这点观点虽然并不理论化，也只是只言片语，但却有新的思维。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当今的国际格局，有“相对大国”说、多极说、无极说、后战国时代说、后美国时代说、国际权力格局扁平化说，从一超多强向多强一超的变化等等。

奥地利国际政治研究所海恩茨?盖特纳教授认为，不会出现“多极”格局,也不信美欧联手能领导世界。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金融危机,使美实力受到削弱,但其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诸方面的影响力仍居首位。他认为,应对金融危机这样的全球性挑战,靠美国不行,靠欧洲不行,只靠欧美也不行,只有全球主要国家联合行动,才能见效。应对气候变化、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反恐、非洲发展等许多重大课题,都需要许多国家参与。因此,有可能围绕不同课题,先形成不同的利益共同体,进而形成网络化的国际安全格局。

今年5月，美国《新闻周刊》发表著名学者扎卡里亚的文章称，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后美国时代，其显著标志是最近20年开始的美国之外的世界崛起。几乎与之同时，美国外交学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在《外交》季刊上撰文指出，世界正在进入“无极时代”。他说，21世纪不再是由一两个或几个大国所控制，而是由拥有和行使多种权力的许多个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来共同主导。7月，《日本经济新闻》发表题为《集极时代——21世纪美国外交和八国峰会的走向》的文章，认为目前国际体制既非单极支配，亦非多极结构或无极状态，而是处于以美国为中心、汇聚各种小“极”力量的“集极时代”。 8月27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发表讲话表示，新兴国家的发展使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重新洗牌”，世界将进入为时数十年的“相对大国时代”，西方独自为世界“定调”的时代已经结束，欧洲应在促进国际合作方面发挥倡导作用。这些新观点都是值得人们思考的。

观察金融危机后的国际格局，必须有新思维 记者：既然传统极化思维和当前分析国际格局的新思维新观点，都有这样那样的片面性或误区，那么，您认为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新思维来分析金融危机后的格局？

叶自成：我认为，观察金融危机后的国际格局，必须有新思维。这个新思维就是要超越传统的极化思维，不能继续用原来的思维模式来观察金融危机后的世界。 什么是国际格局的新思维？我在此提出“易极化”思维。 所谓易极化思维，就是以中国的易经思维来观察国际格局，从而在继承传统的极的概念的基础上，赋予国际格局、极等概念以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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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是中国的六经之首，万经之源，是中国最早的《诗》、《书》、《礼》、《乐》、《春秋》等经典的源泉。易经思维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在长期观察天地自然运行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个思维体系。易经思维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但简要来说，易经思维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整体思维，一个是阴阳思维。

易经整体思维首先强调事物的整体性、统一性、综合性，强调世界万事万物之间都存在着普遍的联系，只能从这个角度来把握事物的性质和发展规律，不能脱离这个整体来分析和把握世界，否则就会步入歧途。

易经阴阳思维强调任何事物都包括两个方面，这种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即为阴阳，阴和阳是相对可分，但又是不能截然分开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既对立又和谐共生共存。

用易经思维来分析国际格局，就是把传统的“极”的概念易化，赋予极以新的内容，使它从传统的极化思维，转变成易化的极，具有与过去的极很不相同的内涵，使得此“极”非彼“极”，实现“极”的概念的飞跃。

具体来说，易极化的内容与传统的极的共同点在于，承认力量主体实力的不同，因而在国际格局中起不同作用，因而单极、两极、多极的分法还有一定意义，承认力量主体在不同问题上有不同的立场因而会有对立和矛盾，重大区别在于： 一、传统的极是区分不同的势力或利益范围为前提，典型的例子是美苏两极分属两大对立的不同阵营，彼此之间合作和经济联系，是两个平行的相互独立的世界；18—19世纪的的欧洲多极体系，是英法俄德意等大国之间，划分为利益彼此对立的势力范围，缺乏共同利益的联系。而易极化的极，前提是世界的一体化、全球化和相互联系大大增加的条件下出现的，即易经思维中强调的整体性、统一性、综合性，立体性，今天各国的共同利益大大超过以前的任何时候。

二、传统的极化思维把单极、两极和多极对立起来，把三者视为相互排他的关系。易极化的思维却强调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极中有极，此极并不完全排斥彼极，此极可以包含彼极，也可以从此极转化为彼极，此极与彼极之间并无绝对的界限；同样，传统的极化思维以大国为主角，把中小国家排斥在外，易化极却不以国家大小为绝对，大中有小，小中有大，在此问题上大，在彼问题上却小。各国利益的相互交织，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有中你，也决非传统的极化思维能说清楚的。

从易经思维看金融危机后国际格局的三个新特点

记者：如您所说，“易极化”思维具有整体性和阴阳性两个重要的特征。那么，从易经这两个思维来观察和分析金融危机后的国际格局，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新特点呢？ 叶自成：从易经思维来具体观察和分析金融危机后的国际格局，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一些过去没有的特点：

一、多结构并存。过去只有单极、两极、多极之分，易化中的极首先是易极，它是一个大极，包容所有的格局的特点。过去在传统极化思维影响下，总喜欢用单极化、两极化和多极化来称谓过去、现在或将来的世界格局。但这往往导致人们忽视这三种格局之间的复杂关系，把三者关系简单化，这也是今天格局到底是多极化还是单极化发生争论和导致很大混乱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所谓单极化、两极化和多极化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指一个时期、一个阶段内的主要力量格局或主要发展趋势，但这三种概念都是相对的，在某种情况下是可以并存的，把三者完全对立起来，看不到三者之间存在某种内在联系，甚至把三者相互对立起来，把三者视为非此即彼的关系，可能是片面的。我早在1999年就指出，“科索沃战争表明，现在的世界既不是多极化，也不是单极化，而是一个多极化和单极化这两种矛盾的趋势同时并存的世界，这种矛盾的趋势还会存在较长时期，出现了一种双重结构。一方面，多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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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趋势在发展，另一方面，美国试图推选单极世界的意图也时有表现”。

单极、两极、多极都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更不是完全排他的、完全对立的、非此即彼的。约琴夫?奈也曾指出，就军事上讲，今天的世界是单极，是美国占绝对优势，但就经济而言，则已经是多极化，而就政治而言，早就已经是多极化的世界。奈认为，现在的世界体系是力量中心各不相同的三个世界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形成的，单纯考察一个方面来论述霸权主义、单极格局和多极格局本身就是错误的。亨廷顿指出，“当代国际政治不适合上述三种模式（单极、两极、多极）中的任何一种，它是一种奇特的混合体系，即一个超级大国与若干大国并存的单极+多极体系”。亨廷顿认为国际政治的格局是一种三层结构。 我再次重申的观点是：把国际格局简单地说成是单极、两极和多极，争论是单极、两极和多极，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二、主题极。传统意义上的极都是以争夺政治经济军事霸权、控制权为中心的，所以，极的承担者都是经济军事等综合实力强大的国家实体，极的国家利益有很强的排他性，各大国之间围绕的斗争的主题，都是高政治的领土争夺、意识形态对立等，界限是相对明显的。而易极化中的极并不完全排除传统意义上的极的用法，更多地却是以主题来划分的极，它的主体可以传统意义上的强国，也可以是中小国家，还可以是非国家主体；它的主题可以是高政治的，但大量的可以却是低政治领域的，合作的空间更大；它的界限是不明显的，在此问题上两个国家可以是一极的，在另一个问题上却可能站在对立的两边。

911事件的出现形成了以文明国家为一极，以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为另一极的两极格局，恐怖与反恐是主题，所有的大国都支持国际反恐斗争，而与之对立的，却并不是什么大国强国，而是以非国家组织面目出现的基地组织和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在能源问题上，实际上有三极，一极是能源拥有国，一极是能源消费大国，还有一极却是操纵能源市场和价格的国际金融集团；金融危机的实质其实也是多极，一极是西方金融大国，一极是受西方金融危机的无妄之灾的发展中国家， 而这两者实际上都是受害者，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受害者，没有受益者，包括美国，还有一极才是真正的受益者和始作俑者，就是这个看不见的，以美国为中心的跨国界的金融国际集团和金融机构；在无核化问题上，现在主要的大国除印度外，都是属于反扩散化集团的，而站在对立面的，是印度、巴基斯坦、朝鲜、伊朗等国；还有一个正在形成的格局，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以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集团，与传统的西方发达国家集团的两极；在文化领域，以民主人权为主题，也存在两大集团，一是以美国和西方国家为主的民主国家阵营，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反对非西方民主化的发展中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美国不遗余力地推广西方民主和人权，把“民主和人权”作为维护西方制度的斗争武器，而并非真正地推进以平等、公正和正义为基础的民主和人权。一是欧美联手应对新兴国家的崛起。所谓?民主国家联盟?，其实就是西方国家为应对新兴国家崛起而试图建立的一种统一战线。

三、极中极。在文化领域，一方面是多元化的局面开始形成和出现，是一种多极化的局面，但多极中有两极，即支持和赞成西方民主人权价值观念的国家为一极，和赞成民主人权价值但又主张民主人权发展非西方模式的国家为另一极；在朝核问题上，一度出现六方会谈的多极局面，但这个多极中又有两极，中俄立场接近，反对向朝鲜施加过大的压力，而美日韩接近，主张对朝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而朝鲜近来的做法，又似乎在形成新的两极，即朝鲜坚持进行核试验，退出六方会谈机制，坚持单边主义的不合作态度，遭到中俄美日韩的一致反对；在反恐上，所有大国都是一极，都支持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但在具体问题上又分成不同的集团，在伊拉克战争上，出现了拥美集团和反美集团，在如何界定恐怖主义问题上，中俄立场接近，主张应把俄车臣恐怖主义组织和中国的维吾尔恐怖组织与其他国际恐怖主义同等对待，而西方国家在这一问题上却以人权为由态度暧昧，有些国家如澳大利亚还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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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邀请维吾尔恐怖主义的头目访问本国。

所以，现在用一个新的思维来观察和分析世界，不要再纠缠单极、两极和多极的概念之争，应当用的易经的整体思维和阴阳思维来指导我们的研究。中共的十七大报告虽然也指出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但其重点在于“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这才是真正“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中国主张各国共建“和谐世界”，和谐世界的基本精神就是合作，在经济上相互合作，在安全上加强合作，中国外交也在大国合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与几乎所有的大国都建立了战略伙伴、建设性伙伴关系；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要推动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同所有国家发展合作，要深化合作，加强和扩大务实合作，开展区域合作，加强和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等。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表明了大国不仅要合作，而且必须合作，任何一个大国都无法单独面对和解决全球化的问题。2009年4月2日，G20国峰会就金融危机进行协商，其实也是一种大国合作的格局。会议达成了多项协议，东道主英国首相布朗宣布，“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出现了，随着这个新秩序，我们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国际合作时代” 。此前一天，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就两国进行合作达成了新的共识，“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决定建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这也是一种大国合作的表现。

经济危机深层次的文化诱因——以美国金融危机为例

潘捷军 2009年11月03日08:43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

●金融危机的文化原因，可直接追溯到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核心价值 ●启蒙文明已被偷换概念，甚至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美国意识形态文化是继承并把启蒙文化推向极端的文化，是一种不道德文化 ●新自由主义文化是启蒙运动古典自由主义文化在八十年代的具体表现模式 ●中庸就是道德，“通变”才能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东西方同舟共济，东方万物互系性之上的人文精神补正西方二元主义的人文精神

田辰山：探讨化解危机的文化之道 期待第二次启蒙

由美国次贷风险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似已出现转机，但其留下的经验教训却十分深刻。其实，就美国此次危机的发生发展过程看，次贷风险还只是引发危机的一种表面现象和表现形式，其背后还有其他深层次原因，其中包含道德价值在内的文化因素便是一个重要诱因。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种诱致性因素，文化并非就是引发危机的唯一因素，更不一定是决定性因素，但确是一个容易且已被人忽视并值得进一步反思的重要问题。

社会大众的财富“蛋糕”何以成了部分人的“奶酪”：从美国房贷消费现象看危机诱因 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后，凯恩斯有一个重要结论：消费不足是导致供给过剩进而产生萧条的重要原因。此后，受其思想影响，除短时滞胀期外，美国政府长期奉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主导下，为着手解决居民住房问题，联邦政府专设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该机构以“使每一个美国家庭都有一个体面的家和一个合适的居住环境”为责任理念，主要从事廉租房租金补贴、居民购房担保和发行债券等三大业务。特别是为缓解大萧条后的经济和社会压力，政府逐步加大购房担保力度，以鼓励居民买房刺激房地产业，并借此拉动经济发展。当然，对那些本来根本买不起房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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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梦都不敢做的穷人而言，当初这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画饼”而已。

让“画饼”变成“馅饼”的依然是美国政府。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为刺激经济，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一降再降，仅在2003年6月到2004年6月一年时间里，联邦基金利率竟降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1%，这意味着众多投资机构可从市场上以超低成本获得巨额资金，于是，“潘多拉盒子”就此被打开。那么，谁将是他们的猎取目标呢？

一般认为，股市和房市是最容易产生投机泡沫的两大经济领域。世界货币组织专家作过统计，房市泡沫对实体经济的危害一般又大于股市的一倍。不过房产的流动性不如股市，参与者有限，周期也长，因而泡沫吹不大。次级贷款更因风险较大，又无担保，向来不被看好。但这次不同，“潘多拉盒子”打开后，房贷证券化让“魔鬼”成了“天使”。有了政府默许和华尔街金融巨头撑腰，一些房贷机构开始关注和追逐那些在正常情况下完全不可能获贷的客户，哪怕他们没有信用记录，没有稳定收入，甚至付不出首付。于是，高杠杆率使泡沫越吹越大，“信用违约互换协议”（CDS）极度泛滥，几乎与美国股市等值的12万亿“有毒”房贷充斥市场，被巴菲特视为“哈蟆变王子”的伎俩终于成为现实。

数据表明，从2002年到2006年，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和美国家庭贷款分别以每年10%和11%的速度急剧增长，这都远远超过了美国整体经济和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到2007年，70%的美国人已拥有自己的房产；没有房产的美国穷人，则由政府提供廉租房，而且政府负担租金的70%，本人仅负担30%。不仅如此，HUD还拿出大量资金为穷人按揭买房提供担保，仅2007年一年便达360亿美元。不少做梦都没想到能买得起房子的人一夜间就可拥有几处房产，欣喜若狂之余，他们仍百思不得其解：“画饼梦”究竟是如何变成现实的？

在人们熟知的“美国老太太”和“中国老太太”的故事之外，最近还有一个“香港老太太”的故事，她的亲身体会也许有助于我们更直观地解开这场“噩梦”。老太太长住美国，邻居是一对从不干活仅靠领取失业救济金度日的黑人夫妇，但居然买了两套房子。他们成天吃住无忧，养尊处优。老太太经长期观察，终于恍然大悟：其实这对夫妇的消费是我买的单！“你看，我把钱买了汇丰的股票，汇丰把我的钱借给他们这样的美国人买房子；他们夫妇能从汇丰银行借到不用还的钱买房，当然就不用像我们中国人这样必须靠自己省吃俭用攒钱买房子。”“其实，不仅是他们住的、吃的，连他们的烟都是我给买的！”对这种现象，有人形象概括为：太多的人花了还不起的钱，太多的人把钱借给了不该借的人。

有资料显示：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在60%以上。进入新世纪后，则开始超过70%。2007年，甚至高达86%，（其中以住房等为主要内容的服务性消费从50年代初的不足30%上升到2008年的50%以上，全国净储蓄率则从上世纪80年代的9%左右一直下降到-1.7%。当年，美国居民、政府和非金融企业的未偿还债务合计高达33万亿美元，是GDP的2.3倍，折合人均负债11万美元。而且，近年来全世界约70%-80%的新增债务都来自于美国，从而使其金融债务与GDP的比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21%一直飚升到了2007年的116%。

可见，由“虚拟需求”引起的超前消费，不仅使消费因极度膨胀而变异，而且使本属于美国全社会甚至全世界大众的财富“蛋糕”，实实在在地变成了部分美国人手中的“奶酪”。当这块原本就不属于他们的“奶酪”被触动后，风险和危机在所难免。从这个意义上说，部分美国人失去理智甚至近乎疯狂的消费行为，是引发此次危机的一个重要诱因。

“蝴蝶效应”如何酿成风暴：从现实看消费主义文化对美国公众生活的若干影响 我们无意把这样一个重大的道德责任归咎于那对美国黑人夫妇。但如果没有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代西方消费主义文化长期以来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也许就不会有千千万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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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这对美国夫妇那样的浮躁心态，也不会有如此疯狂的房贷消费和严重恶果，这就是美国、中国内地和香港三位“老太太”之间的本质差异，也是此次危机之所以会发生在美国而非其他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消费主义文化的基本问题

消费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求的一种行为方式，一般又包括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两个层面。理论界对消费社会的起源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起源于18世纪的英国，有的则认为起源于19世纪的法国。更多的人则认为，只有当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物质产品较之于以往大为丰富，而且当消费从精英阶层的特权变为大众社会的普遍追求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消费社会。而所谓消费文化是20世纪后半叶出现在欧美社会的物质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

在西方传统社会，受禁欲、节制等传统宗教观念的影响，消费只是生产的“附庸”，是一种维持生存的手段，往往被囿于最低限度，追求消费则被视为离经叛道的非份之想。显然，这不仅会在不同程度上扼杀人的生活本能和向往自由的权利，也会在一定意义上制约经济增长速度，延缓社会进程。

而在现当代社会，一方面，“消费”已被彻底正名。迅速崛起的工业资本主义和日益丰富的物质社会，不仅彻底改变了西方主流社会的传统价值理念，同时让消费从精英阶层逐步走向了大众社会。而且更重要的是，也正是消费通过增加就业、提高工人收入等一系列举措，在不同程度上拉动了经济增长和社会进程。另一方面，消费已不再是或者说已不仅仅再是一种物质行为，正如让·鲍德里亚、齐格蒙德·鲍曼等一些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当代社会，消费不只是一种满足物欲的需要和行为。在生活层面上，它可以达到建构身份、建立自身与他人和社会关系等目的；在社会层面上，它可以支撑体制、阶层等的存在和运行；在制度层面上，它可以保证种种条件的再生产。可见，此时的消费与其日常使用价值已经背离。它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物质形式和个体行为，也不再是对消费品使用价值的消费，而已变成一种象征性的符号（有时象征意义甚至大于使用意义，如以过度消费来炫耀身份、地位时便是如此），或者说更是一种社会文化关系——尽管这种关系似乎是抽象、缺位的，但它却在内在深处和实质上制约着整个社会运行过程。

但是，正所谓物极必反。在当代西方社会，以消费主义为代表的消费文化不仅被大大张扬，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变异，并逐步开始走向反面。如西方即有人认为，在当代社会，劳动与积累都不是目的，通过消费享乐才是人生哲学的真谛。显然，这是对传统消费理念的彻底颠覆。这种意义上的消费主义是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高度结合，是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严重失衡，是以消费至上为目标、过度占有和挥霍财富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作过结论：“商品崇拜是人的异化的主要因素。人类被他们自己的商品奴役了。”这是对被异化了的当代消费文化的最好的诠释。

问题还在于，就其实质和结果而言，这种虚无缥缈、不切实际的消费主义，对广大消费者特别是低收入阶层来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馅饼”，最终仍是一个“真实的谎言”。鲍曼在对工业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比较后指出，消费主义有两个欺骗性：“工业资本主义比消费主义更诚实，少一些欺骗性。……消费主义甚至还允诺它无法给予的东西，……这是欺骗性之一。其二，消费主义的另一欺骗性在于它设定了一个虚假命题：一旦你提供了消费者的自由，你就完全解决了自由问题。因此，自由事实上被降格为了消费主义。”可见，消费主义在把人们拖入虚假消费陷阱的同时，无形中又把人们导入了人生价值的误区。

（二）消费主义文化对当代美国公众的若干影响

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消费主义起源于19世纪末的美国。美国成立后大约用了一百年的时间，工业总产值就占到了全球的30%，并雄居世界第一位。显然，十分丰富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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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是消费文化得以盛行的雄厚的经济基础，也是国人消费心态逐渐异化的现实条件，以至“不消费就衰退”一度竟成为不少美国人的经济信条。

但是，再丰富的物质世界，即使在美国也不是每个人的天堂。何况在凯恩斯看来，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一般随收入增加而递减,即高收入者收入增量中所占的消费份额会相对减少，而低收入者增量中所占的比重会相对增加。这既是消费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市场规律，也是“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马太效应”的现实写照。但这一切并不能扼制人们的消费欲望。事实上在任何社会，“人活着没钱花”是相当一部分人的最大困顿，也是人们急于改变的首选愿望。而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美国，这种现象更为突出。

如据哈佛商学院学者前些年的抽样调查：35%的美国消费者有当“成功人士”的意愿，而实际上所谓“成功人士”只占美国人口的6%。抽样调查中希望“较成功”的占49%，次之的占12%。也就是说，有85%的美国人想成为18%的顶尖美国人。只有15%的美国人觉得过“小康”生活就可以了，当“中产阶级”就可以了。实际上，从1979年到1994年，当20%美国最富裕的家庭收入从占美国家庭整体收入的42%上升到46%时，这个人群之外的美国人的收入却实际在下降。问题是，“4/5收入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却在向收入支出越来越高的人看齐”，消费者的期望值急剧上升，现实反差的心理压力又越来越大，这种异常心态被消费主义理念侵蚀后日益膨胀并急于释放。于是，当法律、政策等外部环境条件具备后，当“资本主义开始需要确保人们积极地和以各种特殊的方式参与到消费社会中去”时，以无节制、无约束的超常消费来调整心态和缓解压力，成为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的现实选择。正如美国剧作家亨利·米勒所言：“所有的人都在汽车、房屋的消费中寻找自己的灵魂。”

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举债消费在美国居民消费中日益盛行。而次贷政策则如同从“潘多拉盒子”里钻出来的“魔鬼”，深深诱惑并攫取了他们的心灵，使得人们趋之若骛，纷纷效仿攀比，甚至不再顾及经济风险和道德尺度。其实不仅是房地产贷款，包括汽车、信用卡等消费贷款，虽然不像房地产那样有几倍甚至数十倍的杠杆放大效应，但其扩张方式有过之而无不及。如购车时非但无需首付，甚至还可享受零利率；信用卡不但可大肆透支消费，甚至还可无本投资等等，类似现象屡见不鲜，非理性消费就是这样被无限度扩散和加速度升级。但这种被马尔库赛视为“强迫性消费”和“受操纵的消费”迟早会导致悲剧。正如洛伦兹当年所预言的那只“蝴蝶”，也许最初它只是漫不经心地舞动了几下微弱的翅膀，因而人们可能感受不到它的存在，更难以意识到它的能量和暗藏的杀机。但最终，就是这只毫不起眼的“蝴蝶”在美国酿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特大风暴。

谁是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幕后的真正推手：从危机看文化对经济社会深层次的制约因素

消费习惯是消费文化的现实反映，虚拟需求产生的超前消费是导致此次危机的直接原因，但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更进一步分析，消费主义从根本上还受制于地域和民族文化，即深层次的美国文化才是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幕后的真正“推手”，这也正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一）消费主义视野中的美国文化 美国文化是一个丰富复杂的价值体系。从本文所关注问题的角度看，它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传统宗教文化和现实物质文化的矛盾统一体。一般认为，美国文化是传统宗教文化和现实世俗文化的结合物。前者是解决个人内心深处的信仰问题，涉及精神世界；后者是解决现实物质生活问题，涉及物质生活领域，这是两个复杂交错的矛盾统一体。当美国还处于农业社会时，新教伦理是其重要的价值理念，节欲节制、勤俭奋斗是其本色传统。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实用主义哲学逐渐在美国甚嚣尘上，它以效用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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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以成功为价值标准，消费主义也正是在此价值体系影响下的重要产物。 ——从精英文化为主导逐步演化为大众文化为主体。以往，斯图尔特等不少美国学者自己也认为：“美国文化通常指主要由男性中产阶级成员（但不仅限于此）构成的美国主流社会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即所谓上流社会的精英文化从来都是美国文化的主导模式。但20世纪后，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高速推进和社会物质产品的日益丰富，资本主义为大众消费社会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使以下层民众为主体的消费观念和思想观念逐步成为流行的所谓大众文化，这是次贷风险之所以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并进而演变为金融危机的社会基础。 ——崇尚个人至上的个人主义。美国是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典型代表，个人主义是其文化模式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他们自己也坦承：“美国人的自我观在美国人的思想中占据了主导性的地位，它以个人主义的形态渗透在人们的行动之中，并影响到了每一个活动的领域。”“美国文化最核心的东西是个人主义。……我们为自己而思考，为自己而判断，为自己而作决定，按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而生活。违背这些权利的任何事情都是道德上的错误，都是亵渎神明的。……放弃个人主义就等于是放弃我们的最深刻的本质。”

在这种理念支配下，个人至上，个人大于整体，利益是人的自然权利和生存发展的根本动力，都是天经地义的价值观。当然，从西方特别是美国历史客观来看，一方面，个人主义是一个自由、民主、权利、利益等各种因素融为一体的矛盾复合体；但另一方面，以个人至上为主旨的个人主义经长期发展，确实已逐步演化成为在深层次影响美国大众的价值主导体系，甚至美国人自己也认为它已“妨碍了共同体的义务，产生了威胁社会的?癌变?。”是“失控的个人主义”。这是次贷风险之所以能最终发展成为金融危机的思想基础和价值渊薮。

显然，当上述价值理念与当代消费环境融为一体时，势必会孕育和滋生冒险者的温床，风险和危机在所难免。

（二）从大众传媒看消费文化张力

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和学术体系，文化本身未必是引发危机的直接动因。因此，主宰美国的传统精英文化之所以能被大众文化所取代，或者说是平分秋色，次贷消费之所以能演变成一场危机，现代化的大众传媒起着至关重要的解析和助推作用。 一般来说，影响社会运行的主要因素通常有两个：一是社会系统自身原有的“屏蔽机制”，一是外来因素的扰动强度和扰动频率。传统社会凭借自身的调节修复机制和对外扰动的“屏蔽机制”得以延续。在这种环境中，人们生活上可自给自足，精神上可自娱自乐，少有外界诱惑干扰，自然也无诸多烦恼。

然而，在被视为“地球村”的当代世界，在大众传媒日益主导公众思维意识和言语行为的今天，高度开放、高度关联和高度融合是必然趋势，封闭运行的社会环境已不复存在。各个社会成员都是整个“社会链”中敏感的一环，种种社会因子都会借助这个“链”上的各种方式和媒介载体相互影响并萌生共长。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的视野大为拓展，心态容易浮躁不安，欲望往往随之高涨。他们消费的参照物已不是传统的亲朋好友，也不再是往日的左邻右舍，更多的则是媒体传播和广告名人。尽管他们的收入也许根本达不到这个水平，甚至实际上他们也许就根本不需要这种消费，但是大众传媒既把他们托上了虚荣炫耀的浪尖，又把他们拖入了难以自拔的深渊。在一定意义上，大众传媒是把当代消费文化从价值体系变成人们现实行为的传导中介，更是孕育风险、引发危机的罪魁祸首。

（三）以消费主义为代表的当代消费文化是资本主义社会棘手的“双刃剑”

如前所述，人们的消费行为并不仅仅限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建立并维系着一种社会关系。而作为传导消费和社会矛盾之间的手段和中介，消费文化有时可能会缓解矛盾，但却难以从根本上消除这种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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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历来都不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但同时也承认矛盾在新的历史形势下会有与以往不同的表现方式，而且事实上这种方式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矛盾。正如日本学者见田宗介所解释的那样：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是需求的有限性与供给能力过剩的矛盾，而且它经常会呈现出“恐慌”形式。只有以“消费化社会”再创造无限需求，才能克服并超越这一矛盾。

事实也是如此。如1913年，当新型汽车驶下第一条现代化的流水线后，美国福特公司的老板们就敏感地意识到大规模生产可能带来的过剩问题，于是他们非常巧妙地提出了“一天工作8小时，挣5美元”的口号，借以吸引工人加入消费行列，同时又可通过扩大消费来缓解生产过剩压力。后来，以此为重要内容并由此而产生的“福特主义”，甚至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消费主义的开端。

但另一方面，对形形色色的“福特主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其实就是一些西方学者也是心如明镜。有的还试图跳出消费范畴，从更深层次的社会视角进行剖析。如美国学者理查德·沃尔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资本主义的成功在于把剩余价值的增加与工人消费水平的上升结合了起来。”在分析原因时他指出：因为消费品的价格不断下跌，使工人赚的每一分钱都能买到更多的消费品，所以“资本家能够使工人工资的增长速度远慢于工人为资本家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增长速度。”其结果是：“通过使被剥削日益深重的工人乐于接受不断提高的消费水平，……较少遭到工人的反抗。”但换一个角度，沃尔夫还进一步分析道：“如果美国工人能够厘清他们现有的生活品质和他们所要追求生活品质完全不同的话，那么他们将不会仅仅满足于涨工资。”“如果这种价值观—超越了个人消费水平—成为衡量优质生活的标准，美国工人将会拒绝承认提高消费可以作为不断加重的剥削的足够补偿。”于是“随之而来的妒忌和怨气”终究会造成如亚当·斯密早就预言过的“霍布斯战争”。 丹尼尔·贝尔则更直接：“事实上，正是资产阶级经济体系——更确切地说是自由市场——酿成了传统资产阶级价值体系的崩溃。这是美国生活中资本主义矛盾产生的根源。”而且它“构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文化危机。这种文化矛盾将作为关系到社会存在的最重大分歧长期存在下去。”

可见，在部分西方学者眼里，以消费主义为代表的美国当代主流文化，也许能够在一段时间里影响并诱导公众，甚至还可能借此缓解长期紧张的社会关系，但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这也许是此次危机爆发后西方社会《资本论》会如此畅销的深层次原因，也是这一问题的关键和实质所在。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赛义德·侯赛因·纳瑟：天、地、人和谐及不同文明的和谐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传统研究基金会主席 赛义德·侯赛因·纳瑟 2009年11月09日15:58

任何真正关切当今人类生存状态的人肯定注意到我们生活从精神、哲学、心理到社会、经济、政治再到环境的诸多层面都存在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混乱，如今这些危机和混乱威胁着地球的命运，包括我们自己的命运。借用中国古语的说法——天地人和谐，从印度教和佛教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人类其它主要传统中，也有与之对应的说法，而今许多人不追求天地人和谐，不顾内心和谐，甚至有人竟然认为这样的和谐不可能实现，也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的世界被个人、种族、经济组织和国家的私利主宰。我们经常说到但往往是抽象意义上的仁爱，当我们努力做到无私，通常是我们的利益服从于我们从属的团体、组织或国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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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服从于全人类，虽然有例外，但这些例外很大程度上仅是少数人的声音。

当然有人可能断言情况一直如此，因此也将持续下去，但这种断言忽视了我们当前处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变化的处境要求我们扩大“自己人”联盟，最终囊括全人类。在现代通讯及生产方式影响了传统的生活模式，前前所未有地将不同区域的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致使世界上一个区域的人的行为给其它区域的人带来重大影响之前；在切尔诺贝利的放射云导致瑞典拉普兰居民死亡，一个国家的碳排放导致另一个与之相距遥远的国家洪水泛滥之前；一个区域的男男女女以为他们自己所处的世界就是整个世界。一千年前，在中国人眼里，中国实际上就是整个世界，中国社会就是整个人类社会，穆斯林、基督徒及印度教教徒各自也都认为自己所处的世界就是整个世界，当然具体情形各有不同。虽然先知和圣人确实着眼于全世界人民，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这种眼光不过是形而上的东西，并不以任何具体的方式影响他们的生活。除了极个别情况，他们也不需要这样的眼光。各派宗教仅针对其受众，为了特定的受众各宗教注定具备其仁爱情怀。依归于某文明的人都认为他们自己的文明纯粹而简单，经常视自己文明之外的人为不开化的人、野蛮人、异教徒等。

这种自然秩序下出现了现代西方文明，现代西方文明不仅力图独占文明发展的条件并试图以新的极权主义方式达到目的，而且否认其它世界观的合理性，企图从根本上毁灭其它文明。因西方文明的强大影响蔓延至全世界，不论已经皈依西方文明的人生活在哪里，文明都意味着被欧化（西化）或现代化了。这个过程本身就使得说起多元文明显得不合适宜、冗赘多余。殖民地时期，即便是亚洲人、非洲人或其他人对西方统治的反对，也通常不是以异文明和传统为名，而是以现代欧洲民族主义的形式出现，印度圣雄甘地发起的运动和伊斯兰国家的一些反殖民运动属于例外。因此，过去二十年里，部分起因于塞缪尔.亨廷顿本应无可挑剔的论文，对多元文明的论述再度盛行是颇有意义的。

我们现在说到文明、各文明和谐的重要性以及各文明对抗内在的危险，确实颇有意义。这种遣词表明说话者已经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尽管西方文明的影响波及全世界，但迄今尚不能、未来也不可能消灭世界上其它主要文明、创造各种文明的世界观或 “主导思想”。实际上西方文明内部发生重大危机后，很多西方人深深着迷于其它文明的哲学、宗教、艺术、理念，甚至科技，而不久前这一切还被许多人认为与自己毫无关联。如今能以前所未有的便捷度接触其它文明的智慧结晶，而现代主义在西方盛行导致了部分真理缺失，通过追寻先前缺失的真理和了解其他文明的智慧，西方学者已有很多著述论证诸多智慧传统的教导存在极大相似性，包括传统西方国家的教导在内，而我们很多人把传统西方国家的教导称作永恒的智慧或永恒的哲学。

基于这些训导很多人开始明白现代主义危机之所以发生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原因可谓违背天道以及最终与“地”之间丧失了和谐。他们已逐渐意识到现代世界观的传播已导致在如此多层面上发生前所未有的冲突：导致个人主义兴起从而致使社会秩序弱化；导致心理不平衡在现代社会这么多人中间扩散；导致前所未有的环境危机，若任其发展将对全人类的未来将造成可怕的后果；导致个人及集体道德秩序弱化；导致前所未有的贫富差距；导致极端物质匮乏而部分人享受荣华富贵；导致所谓的全球政治秩序不公正，这种不公正实际上是强者以武力征服弱者后的无秩序；还导致了很多其它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对全人类都很重要。无须乎是先知都能预见到解决我们如此多难题的出路在于在我们各文明之间及各文明内部建立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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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我们这个混乱的世界，如果天地人之间没有尽可能达到和谐，如果我们每个人内心天地人没有尽可能和谐，就不可能实现文明之间的和谐。铭记《论语》里的话，“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卷二，亚瑟.韦利翻译），我们必须在自己内心重建道德秩序，在此基础上重建我们周围世界的道德秩序。但有一点，而今我们道德行为的关联对象必定是全人类。并且，我们这种全球秩序眼光一定不能建立在支持相对论和世俗人道主义的基础上，世俗人道主义的基础一方面是流变不定的世俗人性，另一方面是在温和的文化最小共通性名义下对我们自己传统的抹杀，而应建立在真正的人性基础上，真正的人性是我们一切传统的根本，也如我们智慧传统核心的永恒哲学所证实的，真正的人性也是我们恰当称之为“公认的传统”的根本。对兼具这种全球眼光与宇宙视野的人而言，其任务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而和谐的前提是我们自己内心世界的重新建构，继而在那些受我们引导建起这种天地和谐观的人内心实现重建。没有内心和谐，我们关于文明和谐的言说只是空谈，套用一句莎士比亚的名言，制造太多的愤怒与喧嚣没有任何意义。

人有思想、会思考，其思维通常决定其行为。让我们提及几个具体概念，在力求实现各文明和谐的过程中，这些概念对我们的行为方式起着关键作用。

如今不同个体、社会和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要求我们超越一切狭隘。根据“他者”利益能够并确实在实现我们最高利益的过程中必定发挥的作用，我们必须重审我们心目中自己种族、国家、文化、甚至文明的利益。我们必须意识到其它任何文明都视自己为“中央王国”，借用一个中国古语的概念——“明堂”即天地相接的地方，但其存在形式对“他者”和对我们而言是相同的。我们必须尊重其它文明的完整性以及各文明自身包含的宝贵真理和现实，不论表面上他们和我们心目中“自己的一切”有多大的差异。这些使我们回想起了《论语·雍也》里的一句古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人而达人”。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所有谋求文明和谐的人都必须反对纯粹基于物质要素建立决意破坏人类文明和文化宝贵多样性的全球秩序。和谐总要以多样性的存在为前提，消灭多样性的结果不是和谐，而是愈加死板的同一性，这样只会使人类世界变得贫乏，并且对我们从传统中继承的丰富精神遗产最具破坏性。

我们必须力求复苏中国杰出儒家学者兼哲学家杜维明所称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该思想极大程度上是中国思想，但不仅仅是中国思想，实际上在其它传统里也有对应的观点。据我们所有传统智慧所教的观点，人不是孤岛，不是创造自己客观现实的主体。人将他自己跟客观世界联系在一起，客观世界具有不受其主观主义左右的本体真实，包括与他所处社会的有机联系，中国古典思想极大程度上强调了该观点，也包括他跟全人类的有机联系。还包括与自然界、实质上与整个宇宙，以及与中国古典宇宙观中的乾坤最深层的联系。

实现天人合一才是我们真正的天性，这种意识在我们心中复苏应对我们生活各个层面的行为方式产生直接影响：意味着在我们和我们周围的自然世界之间重建平衡；意味着重返自然状态，包括禅宗在内的远东经典流派很雄辩地探讨过这种状态；意味着对边界的重新思考，依照边界我们界定个体、社会、国家、甚至文明并看待自身与“他者”的关系。这种自然状态跟随心所欲相反，在这种自然状态下实现内心和谐的基础上，我们能谋求同我们所处社会的和谐，建立经济政治秩序，这种秩序的基础不是自私、贪婪、侵略和征服，而是同“他者”基于完整性和保持完整性的前提下创造的和谐。

我们不要忘记和谐的前提是多元化的存在。如果一个人只会弹奏一个音符，他肯定创作不出协奏曲。泯灭多元化的同一性带来的结果不是和谐生活，而是无例外的消亡。各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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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与当下我们经常提及的自然界的和谐、以及实现这些和谐，如今已不再是遥远的理想，而是事关人类生死的大问题，意味着我们要以新态度对待多元化，不论是种族、宗教、文化、社会的多元化还是文明的多元化，并且最终以新态度对待非人生物的多元化。

再者，不能按照为现代主义辩护的哲学家的观点理解多元化，这些哲学家认为多元化是建立在纯粹相对论和对所有真理加以否定的基础之上的所谓“普遍主义”。这不过是只会导致知识分子自杀的伪普遍主义。我所说的多元化本身是基于真理的，同我们自己传统中的真理紧密相连，同时尊重“他者”，也不否认错误发生。没有真理就没有谬误，没有善就没有恶。

就不同文明而言，真正的多元化意味着培养对其它文明的尊重意识，尊重他者即便是与我们不同的生活、思想、文化和行为。这就要求培养合作的精神，而非侵略征服。当然，在企图用武力征服别人的侵略者和侵略征服的对象之间不可能存在和谐。

说到文明间的和谐，有必要提及文明内部和谐的意义。历史上鲜有文明之间的战争和对抗。大多数冲突都发生在归属同一文明的不同国家、部落及民族间，甚至相同两大文明中，一些要素联合体与另一些要素联合体相互对抗。我们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同属伊斯兰文明的奥斯曼帝国和伊朗萨法维王朝跟同属西方文明的不同欧洲国家结盟，如法国、英国及奥匈帝国，目的就是为了在相互对抗中占上风。实际上有些人已经基于历史和当今的情况对“文明冲突”整个观点提出批评。就此批评而言，他们是错误的，因为各文明共存仍是强大的现实，尽管有些国家之间以及某些国家内部集团之间并不和谐。如果我们不努力创造和谐，世界将面临文明间极其严重的对抗。那些称“西方和其它”的人已经在宣示文明对抗了。因此我们现在必须谋求文明内及文明间的和谐。

不论我们依归哪种文明，为了在我们自己中间以及与“他者”之间实现和平，我们必须培养一种深深植根于我们智慧传统的对生命的全局观。我们的每一个传统都应该真正地运用它的精神财富为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贡献力量，而每一个文明都为实现这一目标发挥着各自独特的作用。我们必须不仅加强同我们自己的社会集团团的有机联系，不仅加强同少数人群体的联系，无论他们是否具备民族的、种族的、语言或宗教上的某些特征，不仅加强同与我们有极大共性的相同文明中其他人的联系，还要加强同依归于其他文明的人的联系以及同全人类的有机联系。我们总要充分意识到人必须与之和谐的天的象征物是覆盖地上万物的天空，我们行走在地球上，我们必须与地球和谐。如今的情形是，全局观已不再像先前那样不过是少数先知和幻想家的理想，而是当前必须要贯彻的思想，如果不能贯彻，我们即将面临集体性灾难。这一点在全球环境危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通过环境危机，我们清晰可见同自然界不和谐不仅是影响那些制造了不和谐且基于这种不和谐生活行事的人，而是影响全人类。

作为荣幸在此知名论坛发表主旨演讲的第一个穆斯林，我觉得最后有必要谈谈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实现和谐的可能性，历史上两大文明保持着长久的联系，地理位置上相互比邻。早在萨珊王朝，后来成为伊斯兰文明主中心的波斯帝国同中国已有深切交往。即便在那时候，丝绸之路不仅是运送丝绸、玉石、地毯等货物的通道，也是传播艺术、科学、甚至宗教等思想文化元素的枢纽。我们不要忘记佛教最初是经由波斯帝国东边的省份传入中国的。随着伊斯兰文明的建立，很多领域的交流更加突出了。

中国的喀什市曾是具有波斯风格的一个城市，当时为伊斯兰文明的繁华中心。过去几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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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里中国画开始影响波斯的景观。伊朗的大不里士生活着一批中国天文学家，而北京也有着一些波斯的天文学家。中国的医药著作被译成波斯语并加以解释。中国故事被纳入波斯文学，出现在诸如尼扎米作品的杰作中。伊斯兰科学对中国科学发展也有一定影响。造纸术这般核心的技术在波斯语中为Kaghaz,该词源于中文，从中国传入伊斯兰国家，再从伊斯兰国家传到欧洲。且中国有穆斯林，贾米等人将很多重要的波斯文本翻译成经典新儒学语言，这些文本为17世纪中国伊斯兰古典研究带来了一些变化。

伊斯兰同中国从科技到天文再到哲学等很多层面的历史交往尚未完全记述下来。基于多种原因，有必要完整记述双方的交流，其中一个不容小觑的原因是双方交往是世界史上最精彩的文明往来。并且，双方交往的长久历史对今天两种文明间建立和谐发挥基础性作用，建立和谐的基础不仅是权益考虑。亨廷顿认为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结盟对西方构成最大的威胁。是真的吗？这种结盟或许违背西方国家在亚非的某些利益，但如果我们按上述理解文明间和谐的价值，这种协同不必破坏两种文明同西方世界的和谐。实际上建立两种文明间的和谐一定有益于全人类，只要不是纯粹为了政治经济利益，只要不是为了让那些同盟者联合起来对抗打压他们共同敌视的另一文明。

从当今世界可怕的现状看，之所以造成这种现状是因为人们只考虑私利以及恃强临弱，文明内及文明间的和谐在很多人看来不过是幻想，充其量是梦想，然而实际上这是我们避免全球灾难的唯一希望。与天地和谐，将我们与一切生物联在一起形成有机体，力求在我们自身中间、在各文明间、以及与自然界实现和谐与和平，是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生存的唯一方式，是我们作为真正的人唯一自救方式。若在平常生活中个人不践行、各社会和各文明不贯彻这一切，这些都不过是好听的话而已，说完很快就被忘记了。

中国有句谚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在各文明间建立和谐、实现精神和经济上的繁荣，第一步必定是在我们自己中间及天地间建立和谐。只有迈出第一步，我们才能继续前进，实现我们文明内部的和谐以及与其它文明的和谐。这一任务的完成关乎全世界人民未来的命运。让我们迈出第一步，继而满怀希望和决心，努力走完前面的千里艰辛路，将承载我们各文明的大篷车安全开往终点，那里将是和平和谐的处所。

成中英：新时代儒学何去何从？ ——访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

2009年11月09日15:27

他是“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多所世界著名大学的客座教授或名誉教授，多家国际学会的领军人物，创办英文的《中国哲学季刊》与《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影响尤为深远。他长年致力于在西方世界介绍与发展中国哲学，论述本体学、本体诠释学、整体伦理学与管理哲学，是中西文明对话的身体力行者。成中英，无疑是新时代儒学与中国哲学辉煌的一页。

在北京论坛上，记者专访了成中英教授，探寻这位哲学大师眼中的新时代儒学及其未来走向。

记者：您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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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可见您很早就在思考中国哲学走出国门、服务当下的命题，那您认为当下中国哲学该如何实现现代化，如何实现世界化？

成教授：哲学是一个活的学问，它有自身存在的体系，同时它的终极目标是有益于“人生”，这里的“人生”既指个人实现的完美，也指群体社会发展的良好的状态。中国哲学作为对自然和人的生命的思考体系，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就会落后、被遗忘、被束之高阁。哲学家的思考的对象和内涵必须面对生命、面对历史、面对自然。时代的需要使得哲学能发挥它的作用，面对现代的生活和文化的社会问题，来发挥新的眼光。在这个过程中哲学始终是在人类的经验基础上成长，将原本的智慧扩大，并开发出新的语言与新的理念。

在中国近代，哲学似乎是一个陈陈旧的、缺乏梳理的破摊子，不是里面没有宝藏，只是没人去挖掘。 所以今天我们要现代化与现代的话语与问题，并首先要将这些宝藏整理出来。第二步要还原它原来的光辉，第三步则在将其变成美好的结构，从发光到发热，发出能量，推动中国文化的新的发展。

哲学有三个面：有本，有体，有用。有本指不能忘本，本是来自于经验、观察、最原始人类思考的智慧；体是逐渐形成的智慧和知识的体系、格局；用直接与生活联系，用充实体，体再回归到本，本里面再发展出 一种创生的力量再促成用，所以这是一个周转游行的体，通过时空来展开。这在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都是一样的。 基于时代的需要，我们要将体、用都扩大，这就是中国哲学世界化的内涵。从西方哲学哪里我们吸收宝贵知识，使我们头脑变得更逻辑，更细腻，更有分析能力，同时我们也应将自身体会到的经验、真善美的价值让西方世界共同分享，因此世界化的其中一个含义就是与世界分享我们的智慧。

在世界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展示自身思考的活力、优点，起一种示范的作用。与此同时，发展是做人的基本条件，在我们发展的同时，其他民族也在发展，沟通理解诠释对话因之极为必要，因此我也很早就提出“平等吸收、彼此丰富”的口号。我甚至在思考，中国历史悠久，其深厚的文化背景所凝聚的哲学智慧可以为其他文化及宗教提供一个对话的基础和沟通的平台，因为中国哲学是开放的，正如《易传》强调“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论语》所强调“和而不同、不同而和”。当然处理现代化与世界化的关系时，现代化是基础，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内涵的自我，向外发展也是有问题的。

记者：那么在世界化过程中，如何保证其民族独立性呢？

成教授：确实世界化很容易导致文化趋同，当然也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吸收西方的精华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化就会被同化。首先，与西方的沟通，既是充实自己，表达我们自身的哲学智慧，同时也是对西方来分享我们的智慧的一种愿望。我们可以“和而不同、不同而和”，在“和”中坚持特色，并不会丧失自我。

其次，每个传统都继承了其发展过程中的特征，都有其自身的重点，譬如看重自我的价值，这点也是我们现在强调的，通过与西方的沟通交往来加速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中国哲学的开放性、包容性，使我们能够发挥自己的潜力，保存文化传统特色。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生态环境、历史背景、传统经验，所以具有传统特色的文化还是会保有其特性，而不会轻易被同化。另外，从自觉的文化创造来说，通过自觉吸收外面的文化，主要是来强化自己的体质，譬如蚕食桑叶，不是自身变成桑叶，而是将桑叶转化成丝。每个文化都有这样的积累，当然有的文化转化功能比较弱而被同化，但同化其实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对于中国，我们必须强调中国文化本体的内涵来进行与西方的沟通。

第三，思考的偏向的问题。中国擅长伦理关系的坚持、道德力的感化作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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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有不同的能力，譬如德国擅长抽象的理论，发展了机械理论；英国人擅长实用主义，所以商业文化很发达。这其实是一个文化不同背景、不同风格、不同个性的问题。

记者：您被公认为“第三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对当代儒学有着权威发言权，您认为新儒学与传统儒学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儒学在当今中国及世界具有怎样的意义？

成教授：相对于“新儒学”，我更认同“当代新儒家”的说法。我想从一个开拓与开放的角度来谈，而不必限制在过去的几个大家的格局来谈。我想我们应超越狭义的门户之见来解决一些既有的问题，也面对一些新的问题。 我不想只是坚持某一传统的儒家观点，而要寻儒学之根，开儒学的新境，结合道佛与西方哲学来发展儒学的应用，我名之为《新新儒学》，以之来应对《后后现代》的问题。因而讲求本体与体用的关系以达到本体用三结合的动态循环贯通，同时通过西方理性主义经验主义来诠释儒家，赋予儒家以后后现代性；另一方面也是说明儒家的整合融通的道德精神以及开放发展的宇宙哲学。

我的“新新儒家”有两个特点：，首先新儒家并不是要排除中国其他诸家的传统，我是将“儒家”天人认知与感通的经验摆在源头活水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上，这是我很重视《周易》的整体宇宙观的结果；其次，我很重视现代科学，而不认为现代科学理性与道德理性是冲突的，认为它们事实上是相互包容的，这就表明我们要重新诠释道德理性，也同时要诠释科学知识。新儒学的开拓，强调生命的价值，强调生命的伦理，强调人的自觉的善的追求、价值的追求和主要目标，在包容的意义上，我不会排除道家、佛家的贡献。同时，我非常尊重与西方的沟通，在强调知识理性的用途的同时，也要改变知识理性的狭隘的观点。因此这点上，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的影响是积极的，这就不仅仅是在维护我们自己了，而是涉及到贡献。由儒家开放的观点，融合西方的智慧，来完成人的整体发展。因此，强调灵活、整体、自觉的精神，理性分析科学知识和理性分析道德是一样重要的。道德与知识不相坎陷，二者更能建立彼此张扬的关系。

儒学意义在哪里？中国目前的发展策略对于经济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看法，经济和政治相配合，但经济和政治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发展？另外，中国坚持马列主义的战略发展思想，但是马列主义又如何和儒家融合？就长远而言，我们需要找一个文化上的传统智慧，建立一个中国更好的发展策略，这就涉及到儒家如何成为中国发展的强大后盾。在现实意义上，儒家也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全球化有着指导意义，因为现在领导者提倡的“和而不同”、“中国不称霸”都体现传统的“王道”思想。儒家对世界发展具有巨大意义，它代表全球伦理，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儒家重视人的正义的要求、整体发展的品格的要求、伦理的正当性，对自私贪婪为基础的资本谋取模式有着一定匡正作用。

记者：您今天的报告主题是“全球性危机的道德反思：作为解决之道的和谐与伦理教养”，那么儒家、道家的伦理及生态在多大程度上能解决全球性的危机？

成教授：我觉得作用会很大。对于这个争论，我也十分关注。我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写过道家哲学对生态伦理、生态维护的重要性的论文。道家非常重视自然，自然代表一种原始的生命力，也代表一种多样性。生命多样性与自然多样性我们不要阻止，它代表一种天然的平衡。道家对过分的、偏激的、极端的发展是持警戒态度的，这在儒家也有体现，如“欲速则不达”。而今天生态的问题就出在人类过分地急功好利，造成全球变暖、气候失衡、生物失衡等问题，这与道家的天地之道、自然之道是明显违背的。而儒家的“天时地利人和”，强调的是人的内在的一种和谐状态：即是心跟性、情跟理的融合。其次，它强调“太和”的理想，包括生态的平衡，人自身的平衡，整体的人和自然的平衡。

记者：儒学是国学的核心，现在对于什么是国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人认为现在人们嘴里的国学已经变成了无所不包的大筐，对此您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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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教授：国学是中国人对自己的学问的梳理，里面当然包含了很多层次。最起码，要考虑到经史子集，经代表中心的价值理念，子代表哲学的思考，史代表理历史的回忆和记载，集代表整体的人类的情感的反馈和表达。经史子集是中国人对自己的经验历史与智慧财富的开发。用同样的角度理解西方，就是西学。西方人对自己学问的理解可以叫做科学、哲学，还有英国学、美国学，英国研究、荷兰研究等等。西方人对中国的学问发生兴趣，就叫它汉学。从中国学者的角度来理解，国学概念不发达、不清晰的原因在于我们过去没有重视自己的学问，就好像没有自我了解，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谁。“我”这个概念没有出来，人就彷徨了，什么都是，又 好像什么都不是，所以重建国学，要自我反思，自我整体化。

同时要说明的是，过去西方人对我们的认识，往往是带有西方的偏见和观点，这就要求我们建立国学，给西方人一个回馈。如果让西方的汉学认识来罩住我们的国学，这就等于让人家告诉你你是谁，那我们就丧失了主动权。我们需要自己说“我是谁”，同时可以说“你对我的了解还需要加强”。

成中英教授简介

1935年生于南京，他是世界著名哲学家、著名管理哲学家，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现为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任美国耶鲁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的客座教授与荣誉教授。英文《中国哲学季刊》的创立者和主编、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国际易经学会、中国哲学高级研究中心、远东高级研究学院等国际性学术组织的创立者和主席，国际中国管理与现代伦理文教基金会的奠基人，IACEDM 国际环境决策管理咨询委员会环境哲学总顾问，创立美国国际东西方大学并兼任校董会总监兼任校长。

成中英教授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中西哲学比较、儒家哲学及本体诠释学。其学术著作有《儒家哲学论》、《本题与诠释》、《中国文化的新定位》、《成中英自选集》、《中西哲学精神》、《知识与价值》、《易学本体论》、《美国哲学归纳法理论研究》、《戴震原善研究》、《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科学真理与人类价值》、《合外内之道:儒家哲学论》、《周易策略与经营管理》等二十三种，及学术论文近三百篇。

伊斯兰与儒家文明对话 为“对话文明”奠定基础

2009年11月09日15:35

对话不仅是人类的基本交流形式和天性，也是文明起源不可或缺的条件。11月6日的北京论坛上，一场伊斯兰与儒家文明的对话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和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传统研究基金会主席赛义德·侯赛因·纳瑟之间展开。两位教授围绕“对二十一世纪人类困境的回应”的主题展开了精彩的讨论。

纳瑟认为，不同的文明享有不同的哲学理念，如儒家思想、佛教、伊斯兰教等，既相互区别又相互统一。全球化成为21世纪不可阻挡的趋势，因此各种文明、各种哲学思想之间的相互对话和交流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有责任向西方读者们阐明那些内含在东方传统中的真理，有责任借助于东方的知识促进东西方智慧的共同发展。没有这些相互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所谓的文明也将无法继续存在。”

事实上，在这场对话并非两位教授的首次对话。纳瑟教授回忆到，早在九十年代初在夏威夷举行的一场国际会议上，两位教授就开启了儒家和伊斯兰之间的对话。“杜维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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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敲开我的房门，请我看他写的一篇关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的论文。我用了一个晚上认真阅读，第二天早上和杜维明教授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我们认为加深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和交流是促进人类文明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

杜维明对纳瑟的观点表示赞成，认为儒家文明与伊斯兰能在北京论坛过程中进行一场对话对于两个文明来说都是一次加深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好机会。

杜维明认为中华文明是一种“对话文明”，儒家人文主义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能为各种文明间的相互对话带来积极的推动作用。比如儒家传统中的“恕道”能够为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建立基本原则，这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价值。

杜维明谈到，我们正身处于全球化的进程中，全球经济表现出了越来越明显的同质化趋势，但在文化上却出现了异质化的过程。这种文化的多元性已经导致了诸多的冲突，所以我们在二十一世纪面临的最大考验就是不同文明之间如何相互容忍、承认、尊重，达到和平共存。“因此，文明之间的对话、文明内部的对话，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地方之间的对话，在二十一世纪都变得越来越重要。”杜维明说。

纳瑟进一步从科学和真理的角度阐述了中西文明间交流的重要性。他认为智慧是每一种信仰的核心，不论是中国的儒家思想、印度教还是穆斯林。纳瑟进一步解释到，不同于理性的科学，智慧更多地依赖于启示和参悟。启示可以在传统的普世信仰的经典中寻得，而参悟作为获得启示的一种方式，只有那些达到了很高层次的信仰的个体，才能通过其灵性而非理性获得。“然而西方在失去了它的信仰传统之后，也随之失去了曾经的智慧。因此和仍然维持着自身信仰传统的东方文明的交流可以帮助西方重获和复兴那些失去的智慧。”

在对话的最后，杜维明表示，希望这场对话能够对共同构建以“对话文明”为基础的全球伦理做出贡献，并希望以后这样的对话能够在更多不同的文明间延续和发展下去。（文字：蔡融融 龙智浩）

来源：北大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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