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三一成功之道

三一的成功之道

铁血“DNA”

“原来也有一些企业挖走三一的员工，但并没有做成大事，根源就在于三一的企业文化。我经常说，就是有人把我易小刚挖走，没有三一这样的土壤，我也不一定能够成就一番事业。”三一重工执行总裁易小刚说。

企业文化无疑是企业成功的重要内核。但不同于大多企业发展先行，文化跟上，“先有企业文化，后有企业实体”，正是三一的特殊所在。

当员工们还在集团大门口熙熙攘攘，三一的董事们已经端坐于餐桌前。“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天中最好的工作时间是早上。梁稳根于是将高管会议搬到了早餐桌上。

坐到这里，是荣耀，更是压力。如果你负责的工作有问题，会遭到梁稳根的仔细“盘问”，让你在半小时的早餐会上，根本“连筷子都不敢伸”。因此，据说很多人都是吃完早餐再过去的。

三一要求“事不隔夜”，早餐会上提出今天要解决的问题，必须回去开会组织讨论，安排相关人员落实。因此不仅是早餐吃不好，如果事情完成不了，睡觉都不踏实。如此压力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扛得住的。一位三一高管对《中外管理》表示，他到三一工作两年多，比在原来工作节奏很快的外资公司7年的工作量总和还多。

针对早餐会，三一还有专门的“董字方针”。董事们会抛出各种针对企业发展的症结问题或者行业前端亟需解决的问题，相关部门会记录下来，并加以具体落实，落实情况有专人跟进。“董字方针”，保证了董事会的智慧结晶能真正落地，转化为成果。

嫉慢如仇，已经成为三一的“DNA”。在梁稳根等人看来，不讲速度和效率的“错失良机”，简直就是犯罪。

卓越的管理团队与管理体系

早餐会上的“折磨”，是以一句呐喊结束的。所有人起立，立正，跟随梁稳根喊一声：品质改变世界!

实际上，这种几近偏执的做法，正是三一的第一文化。

“品质”二字，内涵众多。人品、产品、企品均包括在内。在人品上，三一要求“先做事，后做人”，“嫉慢如仇、心存感激”，讲求诚信，有高度的敬业精神。而在追求产品的品质上就更不含糊，甚至销毁过刚刚下线的整批不合格泵车。2009年，三一还投入200万元组建了一支全国巡检小组，对售出的产品进行逐一检查。至于企业的品质，自然是要求有优秀的管理团队，以及符合现代化生产要求的管理体系。

有专家研究称，三一的企业文化基础是“湖湘文化”。“湖湘文化”用一位湖南名人李谷一的话讲，叫“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

唐修国对此也深表认同。当年，梁稳根、袁金华、毛中吾、唐修国四人，怀揣着梦想在一穷二白中起步，后来还贩过羊，好不容易凑够了6万元钱，租下了村委会的几所小房子??在后来面临多次重要抉择时，比如进军长沙和工程机械业、上市、股权分置改革等，也表现出了霸气、豪迈的一面。而“耐烦”，也体现在企业的管理和经营中，孜孜不倦、勤恳守业。

这其中，卓越的管理团队实乃三一之宝。直到今天，最早的梁、袁、毛、唐创业团队，一直不离不弃。现在袁金华负责巴西等市场的开发，毛中吾负责三一电气等的管理运营。后加入的三一“战略第一人”向文波、三一“技术第一人”易小刚等等业界“牛人”，也在三一的团队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始终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紧紧地团结在创始人梁稳根身边。

在管理体系的研究和引进上，有三一“管理第一人”之称的唐修国，当仁不让。丰田生产方式、六西格玛管理等等都是唐修国根据当时的生产情况引进的，三一目前的管理系统也是在多种引进模式下内化而成的三一模式。只要值得大家看的管理类书籍，唐修国就发给各位相关管理者人手一本，并会组织相应的讨论和考试。

三一集团精益质量总部质量管理部副部长胡铁军的桌上，书摞成了堆，几乎全是管理类的：彼得?杜拉克《管理的实践》、《图解丰田生产方式(TPS)》、詹姆斯?库泽斯的《领导力》、《杰克?韦尔奇自传》、《精益思想》等。这些都是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唐修国带领大家学习的。

“管理者特别注重新的管理知识在企业的引进，我们自己也受益匪浅。”胡铁军对《中外管理》说。他所在的精益质量总部就是2008年由唐修国在引进“精益管理”的时候建立的。

当时还在2008年经济危机的前夜，唐修国等人已经意识到，制造企业“浪费大、流程混乱、资源配置不合理”并非长久之计。当年，在三一实现销售过百亿元的基础上，唐修国在梁稳根的支持下开始进行制造系统的精益变革。生产组织方式的改变，使得三一的现场管理能力加强，库存减少，提高了三一在设计、制造、质量、服务等方面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帮助员工成

2011年，英国《金融时报》全球500强排行榜排名中，三一重工的市值首次入围全球500强，位列第431位。当晚三一给每名员工发了518元钱，一共发了几千万元。

对于员工，三一一向不吝激励。

不过，他们更看重的是，“帮助员工成功”。

1989年，在创业4年后全部人马也不过20人左右的三一，聚在一起开了自己的第一个元旦晚会。对于这20个人来说，这场晚会留下的最大印记，是梁稳根在他们的工作笔记本上，写下的“创建一流企业，造就一流人才”。

可以说，在梁稳根看来，“帮助员工成功”正是实现“一流”的不二选择。因为，“三一不是某个人的三一，是由三一人汇聚而成的，去实现个人无法实现的伟大目标的团队，作为团队领导，要努力为员工构筑一方事业平台”。

三一集团副总经理兼人力资源总监张解主抓三一人力资源工作多年，“帮助员工成功，三一做法有一个特色，就是不拘一格用人才。”他对《中外管理》说。

三一内部建立了强大的人才流动体系。通过开展员工愿景管理，为员工设计职业发展和能力提升计划，并有针对性地予以培养，让人才流动更具目标性。通过完善的内部轮岗、转岗和竞争上岗制度，将更重要、更具挑战岗位首先让内部员工竞聘上岗，每年都有数千名员工在人力资源部门的推荐下得到了新的发展机会。

与用人机制相配套的就是三一的晋升体系。无论是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营销人员，都有清晰可见的职业通道。晋升细分更是三一的特色，通过细分使得员工发展空间增大，职称等每年评选一次，每年都有晋升机会，与员工待遇紧密挂钩，被称作“小步慢跑”。 “这一切都在阳光下进行，避免形成‘裙带’关系。”张解说。三一不反对亲属任职，但在任用亲属方面有着严格的考察规定。对于在职员工直系亲属三代以内的，引进时需报公司领导审批，这一举措，目的是从根本上杜绝各级主管在招聘过程中任人唯亲的可能。

实际上，“帮助员工成功”，已经成为三一干部晋升的一项重要考核内容。在三一的领导干部评价标准中，人才培养历来都和创造业绩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三一的管理者们常被灌输这样一种思想：独具慧眼的团队领导不是等到员工具备各种能力时才去用他，而是只要他具备基本素质，就给他职位、责任、压力，让他在实践中磨练，在磨练中发掘潜能，提高技能。

梁稳根亲自上。每个月，他都会拿出一两天时间，召开各类核心人才的见面会，与拟任命的干部、以及骨干员工进行面谈，从中选拔优秀领导人才进行重点培养，许多80后的年轻骨干就是通过这个机会成为所在部门的管理人员。集团所有的高层领导，如唐修国、向文波也都长期担任员工培训班的讲师，向骨干员工传授三一文化价值观、战略导向等核心内容。

80后副总裁、80后总监、80后部长??年轻的干部，在三一像“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在近7万人的三一集团，80后占比近75%，在集团干部总数中，比例也达60%以上。

思考题

1.结合本案例内容，分析一下三一能够成功的原因。

2.三一的成功之道对其他企业有什么启示？

近日有消息称，宝洁广州总部多个部门正在裁员，宝洁公司的相关人士回复《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称，依照公司规定，对所谓“裁员”的市场传闻不予置评，但也 表示，“持续不断地提高组织生产效率一直是宝洁很重要的成功要素之一”。

外企女高管在地铁口晕倒死亡 广州白领跳槽活跃度全国第二

2月已是广州的人力资源市场旺季，昨日国内招聘网站智联招聘推出白领跳槽指数调研报告。结果显示，广州有跳槽意向的受访人群比例达到71.32%，活跃度在全国28个城市中位列第二，仅次于北京。

中国养老不及格 3个指数中两个低于60分

“人活着，钱没了”，并不是一句玩笑话。老有所养，中国人千百年来的美好愿望，如今格外现实地摆在中国人面前。

截至2012年底，中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1.94亿，2020年将达到2.43亿，2025年将突破3亿。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去年表示，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十分迅速，态势十分严峻。

更为严峻的是中国“未富先老”的态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大多数国家在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约为1万美元，而中国仅为0.1万美元。在中国老龄人口的资产结构中，财产性收入仅占0.3%，更多的是靠子女供养。

2亿人口要养老，中国准备好了吗？

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中心主任杨燕绥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老龄社会是科技推动和消费拉动型社会，国家在进入深度和超级老龄社会之前，应当做好三个准备：青年人口拥有人力资本、老龄人口拥有养老资产、老龄产业和养老服务体系完善。

然而，由杨燕绥领导的《中国老龄社会与养老保障发展报告》课题组提出的一项旨在评价老龄社会状况和发展战略的“老龄社会发展指数”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得分52.6，准备不足，尚不及格。

“在公共治理完善的国家，提前二三十年就要拿出应对老龄化的方案。”杨燕绥表示，中国存在“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双重难题，且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非常有限。

关于养老金，目前，社会保险结构混乱，企业年金步履维艰，商业养老保险品种繁多，如同“雾里看花”，消费者信任度不高。

从养老方式来看，超过90%的老人选择居家养老。以北京市“9064”养老规划为例：居家养老的占90%，需要社区提供养老服务的占6%，入住养老服务机构的占4%.但养老服务体系和老龄产业发展不足，虚空着几千万就业岗位，中档养老机构明显供不应求。

“老龄化”的脚步越来越快，中国离“老而富足”却似乎还很遥远。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了养老金改革的原则，顶层设计已经开始，问题逐渐暴露，方案日渐明确。完成顶层设计，将政策变为行动，中国严峻的养老形势将迎来转机。

目前，中国老龄社会发展和养老保障现状究竟如何？

《中国经济周刊》联合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中心《中国老龄社会与养老保障发展报告》课题组共同发布中国“老龄社会发展指数（2012）”、“养老金发展指数（2013）”、“医

疗保障发展指数（2013）”。课题组组长、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中心主任杨燕绥兼任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等政府部门专家委员会委员和国家社会保险标准委员会委员，是清华大学养老改革体制方案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她表示，与上一年相比，今年公布的三项指数均有所进步。

三大指数以“人均GDP的福利相关性”为原则，建立指标体系和计算方法。评价结果显示，前两项指数评价结果均为50多分，处于差等区间，只有“医疗保障发展指数”评价结果为62.7分，刚过及格线。

中国2020年或将进入超级老龄社会

老龄社会发展指数：“老年赡养能力”得分最低

老龄社会发展指数，意在评价在公共政策影响（如生育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公共服务政策等）下的老龄社会状况和发展战略。指数由人口老龄化、老年赡养比、养老保障、老龄产业和老龄人口红利5个一级指标和20个二级指标构成。

国际上通常认为，当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7%时，这个国家便已进入老龄社会，占14%时即进入深度老龄社会，占20%时则进入超级老龄社会。据 此测算，中国在1995—2000年间已进入老龄社会，约在2025—2030年间进入深度老龄社会，之后，将以世界最快的速度，与西方国家同期在 2035—2040年间进入超级老龄社会。“老年人口年均增速”（总人口中60岁及以上或65岁及以上人口的年度平均增长速度）数据显示，中国老龄人口一 直持续高速增加，近两年超过美国、德国和世界平均水平，有追赶日本成为老龄化速度最快的趋势。

而按实际赡养比（实际具有赡养能力的人数和老龄人口的比例）测算，中国“老得更快”。老龄化社会发展指数中，中国“老年赡养能力”分项得分只有 39.1分，处于差等区间，说明受收入分配政策、产业结构和就业状况、社会保障及退休年龄等政策的影响，老年赡养能力很差。尤其是，由于我国实际失业人口 （特别是大学生）多、低收入人群大、退休年龄早，实际具有老年赡养能力的人数和老龄人口的比例情况更为严峻。2011年统计老年赡养比约为 1：9（11%），而实际老年赡养比约为1：5（20%），即5个年轻人就要供养1个老年人。

杨燕绥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如果从14~64岁的劳动人口中减去在校生、失业、低收入和提前退休的人数，中国在2010年即进入了深度老龄社会（赡养比约为5：1），可能在2020年进入超级老龄社会（赡养比约为2~3：1）。

中国老人靠什么养老？与美国、智利、新加坡等国家不同，中国老人养老基金、财产性收入较少，老年就业参与率较低（无法计算灰色劳动市场）。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老龄人口的资产结构如下：依赖国家转移支付的养老金和最低生活保障金生活的占29.3%；依赖劳动收入的占 20%（主要是农村居民）；依赖家庭成员供养的占48.8%；有财产性收入仅占0.3%，农村老年居民的土地使用权和城镇老职工的福利房产尚未形成养老资 产。

西方国家的情况则非常不同。在芬兰，老龄人口的收入中财政转移支付的福利约占15%、劳动收入约占12%、财产性收入和资本利得约占73%；在美 国，财政转移支付的福利约占38%、劳动收入约占34%、财产性收入和资本利得约占28%；在日本，财政转移支付的

福利约占48%、劳动收入约占10%、 财产性收入和资本利得约占42%.这些国家的老龄已经拥有养老资产和一定的人力资本，依赖家庭供养的情况很少。

其实，中国农村老人拥有土地经营权，城市老人拥有福利房产（包括分房和购房），如何将其转化为中国老龄人口购买老年服务和老年消费的能力，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挑战。

杨燕绥介绍说，老龄社会是科技推动和消费拉动型的社会，是第一人口红利向第二人口红利的过渡社会。第二人口红利来自老龄人口的就业能力、消费能力、投资能力、纳税能力及其所产生的经济贡献。

“德国、日本和瑞典等国家在进入超级老龄社会以后，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20%以上，其消费总额占总消费额的比重为25%~30%，甚至更高，老龄人 口高消费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拉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然而，中国、韩国和巴西几个国家的相关比重则相对较 低，目前低于10%.中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10%，但他们的消费水平远远低于社会平均消费水平。”杨燕绥说。

发展指数

2013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下称“国务院35号文”），旨在把服务几亿老龄人口的“夕阳红”事业打造成“朝阳产业”。

但是，在杨燕绥看来，老龄人口目前的资产结构和消费能力对老龄产业和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制约作用；人口结构直接影响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 社会建设。“老龄化社会发展指数”评价结果显示，中国老年人口供养负担较重（费率高、赡养比趋低），亟待促进就业，提高劳动人口实际收入，减少低收入人 口，增加工作和养老税费缴费年限，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探索以房养老，培育养老服务体系和老龄产业，改善老龄人口改善老龄人口的资产结构，这既是战略问题， 也是系统工程。

养老金难以养老

养老金发展指数：“待遇差”指标为0分

养老金是老年人日常开支的现金流。老龄社会的养老金结构，由消除老年贫困的国民基本养老金和改善老年生活的个人养老金构成。多数 西方国家已经按照老龄化时间表完成养老金结构调整，累计养老基金规模超过GDP总量。中国养老金发展指数各分项得分有满分，也有零分。总体来说，中国养老 金制度安排呈现出“碎片化、欠公平和不可持续”的缺陷。但2013年该指数评价得分57.3分，已经比2012年的52分有所进步。

去年10月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我国大概有3亿多人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2013年有累计3800万人中断缴纳保费。

超八成受访者直言不知缴了多少税

2014-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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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说：“税收是国家最

基本的治理手段之一，应该以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最终目的，所以不但要从经济性更要从公共性、社会性的视角来看待财税改革。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强调公民参与并发挥作用。由传统的间接税向有利于培养公民意识的直接税转型，是国家治理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一部分。当然，现在的税负水平已经不低，这一转型一定不能成为增加税负的借口。”

近日，我国税负轻重问题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在日前举行的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3/2014》发布会上，有专家指出我国已迈入人均万元税负阶段，这个水平已经不低了。但随后《人民日报》报道称，我国目前的人均万元税负远低于世界主要国家。不论我国人均万元税负是高是低，我国大多数公众对自己到底缴了多少税并没有清晰概念。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手机腾讯网，对26578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虽然有78.2%的受访者觉得国家税收和自己生活的关系大，但85.3%的受访者直言并不了解自己一年交了多少税。

在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下，中低收入者的实际税负要比高收入者重

“只有每次看到工资条上那一点点被扣缴的个人所得税，我才会想起自己与税收的关系。” 在北京市海淀区工作的80后王一民(化名)告诉记者，因为自己现在没有房也没有车，缴税的地方并不多，所以感觉税收和自己离得还比较远。他表示，虽然也知道许多税实际上是隐藏在商品价格里的，但不是从自己兜里直接拿钱去缴税，所以还是很难找到那种纳税人的感觉。

在长沙市某国有企业工作的陈女士以前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外面的饭店餐馆吃饭时，一定会向店家索要发票，因为她觉得这是作为消费者的权利和义务，也能防止一些店家偷逃税款。然而近来，陈女士这样做的动力越来越小了。她说，据了解，在国外的许多消费凭证上都会

标明一项消费到底贡献了多少税款，一目了然。可是在国内，大多数发票上并没有这样标注，大家不清楚自己的消费到底给国家缴了多少税，餐饮发票拿回家，又不能报销，所以久而久之也就不愿意多此一举去要发票了。

调查显示，对于自己每年缴税的基本情况，85.3%的受访者表示不了解。对于不同税种的了解程度方面，“个人所得税”排名首位(31.2%)，其次是“车辆购置税”(13.7%)，排名第三的是“房产税”(10.7%)。其他依次是消费税(7.9%)、营业税(7.3%)、增值税(6.5%)、企业所得税(5.3%)、契税(5.2%)、印花税(4.7%)、关税(4.4%)等。

全国律师协会财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天永表示，对于每个人生活中的消费而言，大到买房买车，小到抽烟喝酒，都与税收有密切关系。但由于我国目前的税收制度是以间接税(即纳税义务人不是税收的实际负担人，纳税义务人能够用提高价格或收费标准等方法把税收负担转嫁给别人的税种，例如增值税、消费税——编者注)为主，而间接税的最大特点是税收的征缴一般老百姓不清楚，所以导致许多公众误以为自己所缴的税就是个人所得税等少数税种。其实，去年我国超过10万亿的税收收入，最终的来源都是公民个人。

“间接税的最大特点是纳税人与负税人的分离。”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指出，正是由于这一特点导致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由于政府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准确预测间接税是怎么转嫁的、到底转嫁给了哪些人，所以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不利于政府通过税收政策进行经济调节。第二，虽然中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都要承担间接税，表面看似公平。但实际上，从所承担的间接税自身收入的比重情况看，中低收入者的税收比重自然要高于高收入者。所以，在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下，中低收入者的实际税收负担要比高收入者重，税收不但没有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一定程度上还反其道而行之。

“更重要的是，纳税人只有知道自己缴了多少税，进而才会关心这些税收是怎么花的，一步一步就会参与到政府治理和公共决策中。可是对于间接税，老百姓并不清楚自己缴了多少税，所以也就不太关心与税收使用有关的公共事务，这明显不利于一个社会公共精神的塑造。”施正文说。

调查中，95.3%的受访者明确表示，想知道自己具体的缴税情况。94.4%受访者建议，我国也应该学习一些国家，在商品价格或者消费凭证上标明税款金额。

92.9%受访者认为公众参与税收政策讨论远远不够

与间接税相对应的就是直接税(即直接向个人或企业开征的税，包括对所得、劳动报酬和利润的征税，如所得税、房产税——编者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也明确写道，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

调查中，87.9%的受访者也赞成，我国下一步的财税改革中，应减免间接税，增加直接税的比重。

“直接税公开透明，老百姓只有能清晰地认识税收，才会更加关心税收用到了哪里。”刘天永表示，直接税不但有利于老百姓关心国家财政状况，监督税收的使用，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间接税的纳税人大多是企业，对于它们来说，有些间接税可以通过商品价格的浮动转嫁出去，可是有些商品的价格短期内并不会出现太大浮动，所以这部分税收就难以很快转嫁出去，于是就会影响企业的利润，严重的还会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

“税收是国家最基本的治理手段之一，应该以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最终目的，所以不但要从经济性更要从公共性、社会性的视角来看待财税改革。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强调公民参与

并发挥作用。由传统的间接税向有利于培养公民意识的直接税转型，是国家治理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一部分。当然，现在的税负水平已经不低，这一转型一定不能成为增加税负的借口。”施正文说。

其实，近年来，一些直接税已经被提上了议程，比如房产税、遗产税。然而，公众对于这些直接税的态度并不积极。去年4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一项关于房产税的调查显示，仅有39.9%的受访者赞同征收房产税。去年10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一项关于遗产税的调查显示，63.9%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反对开征遗产税。

“向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转型，对个人、国家都有益处，但老百姓不怎么欢迎，这看似是一个悖论，其实不然。”施正文解释，老百姓之所以不了解直接税的好处，一方面在于长期以来的财税政策制定过程过于封闭，向公众进行财税知识宣传做得很不够；另一方面，对于许多财税政策最终对谁有利、对谁有害并没有向老百姓解释清楚。就拿遗产税来说，并不是要向所有有遗产的人征税，实际上征税的对象恰恰只是那些处于社会财富顶端的5%的富人。如果公众明白了这些，相信反对的声音不会那么大。

“公众财税知识的欠缺，一定程度上与他们很少有机会参与财税政策讨论有关。”刘天永表示，几年前全国人大在网上征集大家对个人所得税调整的意见，一个多月里竟然收到了超过23万条意见，创历史之最。可见，老百姓参与税收政策讨论的热情非常高，只是平时他们缺少参与的渠道。未来，在税收特别是直接税的立法以及政策调整中，应该充分保障公众的参与讨论。

调查中，92.9%的受访者认为当前公众对税收政策讨论的参与程度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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