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干部工作事迹:最后一次党费

   我的丈夫乌力图同志，于1997年5月因病抢救无效不幸去世。享年67岁，1930年1月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济民村（蒙古族）于1946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队付、付排长、连长、参谋长等职务。1983年10月离休后安置在丰台军休四所。
    我和他的家乡都在内蒙古自治区，但不是一个村。内蒙地区在1945年以前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着，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以后为解放区，解放不久就成立了自治区政府，各农乡相继成立了农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当地掀起了一个宣传革命的浪潮，一些青年学生和农民纷纷走向社会，投入革命的行列，乌力图同志就在这个时候走向革命道路。虽然，为解放区但当时的局势非常地混乱，日本特务和恶霸地主、以及阶级敌人疯狂进行反革命宣传，反对青年参加革命，土匪活动更加猖狂，当时自治区政府力量又薄弱，一些革命者常常被暗杀，所以，家里人也反对子女参加革命，大局面前，走向何方，就在于对当局的认识和个人的决心。那时我还小，但心里很想走出去家门，我终于等到了1947年7月份，内蒙古自治学院招生时，我不顾家人的百般反对，是全村第一个走出去的唯一的一名女学生。于1947年12月自治学院结业这一批结业生将要投入土地改革工作，当时我的年龄还小，经院领导研究，将我保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学校学习，从此我成了一名人民解放军战士。
    我和乌力图同志，于1952年在北京参加全军“八一”运动会以后相识，于1953年“八一”结婚。1954年6月他由内蒙古军区司令部被调到北京军区司令部工作，我随他由内蒙古军区后勤部卫生所到北京转业，同年10月分配到北京市第五医院工作。
    我们都自小参加革命，在革命队伍里长大成人，在党的不断培养教育下，都成为了一名革命干部，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乌力图同志参加革命以来，一贯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钻研军事业务。他在长达五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为建立新中国和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曾多次受到嘉奖，先后被评为积极分子和荣立三等功，并被授予解放军奖章。在解放战争时期，长期在内蒙古军区担任警卫工作，以他的勇敢机智、不怕艰险、不畏牺牲的精神去努力，在当时那种复杂而恶劣的环境中保卫了后方和首脑机关的安全，并随内蒙古自治区党政机关转战千里直到新中国成立。
    建国后，他多年在内蒙军区司令部和北京军区司令部任参谋工作，为军区的部队组建、编制及军马建设、管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参加了东南沿海战斗的指挥组工作，身先士卒，为保卫新中国做出了贡献。
    在工程兵团工作期间不辞辛苦、治军严格，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得到官兵的爱戴，他亲自带队参加了援助“老挝”的国防建设，在长达三年的时间，在那种恶劣艰苦的环境中（蚊子、大又多、毒蛇多、瘟疫多）克服了种种困难，圆满地完成了国际主义义务。他所带领的部队受到中央军委、北京军区的表彰。
    他为人刚直不啊，在文革时期，给军区的主要领导张贴大字报，受到打击报复，被怀疑为“内人党”及现行犯革命，而进了学习班，挨整三个月之久，但他始终相信党，坚持党性，直到解除怀疑。
    在此期间，我和孩子们受到连累，我的粉色的出门证被换成了兰色的，持有兰色证的人，属反革命家属，在上下班时都在有人监视，节假日出门时受到门卫的限制，在我们楼外墙上写着反革命子女某某，在他们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一定的伤害。在过新年（1967年）的时候，放了他半天假，回家吃顿饭，此时的他情绪很低沉地对我说：我现在被打成现行犯革命，为了不影响孩子们地前途和我，让我向他提出离婚。我当时向他表示“两个相信”，一是相信你不是反革命，二是我相信党不会冤枉好人，三个多月之后学习班结束，他被怀疑解除，我们全家人的情况也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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