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煤矿安全生产情况的调研报告(2)

　　（二）产权关系不清，价格机制乏力

　　煤炭资源开发与利用实际上一直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各地方无偿占有和支配矿业权，煤炭资源成为地方政府实现政绩的手段。在产权分离的企业制度改革中，煤矿企业产权关系并不清晰，作为国家所有权的资源，归地方分配使用，大多采取行政划拨，而非采取招标、拍卖等市场竞争方式，加之行政审批转让的不规范，导致野蛮式开采，不仅开采成本未进入价格形成机制，而且回采率非常低，尤其是小煤窑极大地浪费了资源，采矿制度从根本上违背公平原则。煤炭资源的稀缺性和下游产业发展过热必然导致煤炭价格的需求拉动型上涨。这种上涨一方面导致国家价格调控能力下降，另一方面导致煤炭企业因价格飚升的利益驱动引发生产失控。由于煤炭资源的稀缺性，价格却未能真实反映价值和供求关系，煤矿生产不能有效地按照市场规律进行调节，一方面造成某些产能过剩的国有大型煤矿价格过低，另一方面造成承包煤矿的大小“煤老板”谋取暴利。正是由于现行煤炭价格的计划调拨，山西省几十年的煤价都是国家计划调拨的，必然造成煤炭市场秩序的混乱，而价格一旦上涨，产煤集中的地方就会发生安全事故。

　　（三）煤矿安全治理的最大障碍

　　能源紧缺、煤炭价格上涨使煤矿采掘业成为近年来的暴利行业。近年来山西煤炭市场吨煤的纯利润在100－200元人民币左右(原煤会因为种类、质级等原因导致售价不同，由于贫矿富矿等原因导致生产成本不同)，一个年产几万吨的小煤矿，年获纯利就可达几百万元，稍大生产规模的煤矿每年的纯利可以超过1000万元。山西省高平市的统计年鉴表明，2003年该市原煤累计开采量为1150.68万吨，其中市属煤矿为214.87万吨，市以下乡镇煤矿为807.55万吨。该市政府一位官员分析，根据2003年的数据计算，私人手中累计的原煤开采量应在700万吨左右，按照每吨煤炭200元的纯利润计算，当年私人获取的纯利润应该在14亿元左右。正是这种超额利润的诱惑使各级政府对小煤矿的整顿关闭措施难以施行。从煤矿事故的通报中，看到了矿主们在事故发生前后对法律的蔑视。很多煤矿在发生事故前曾多次收到当地煤矿安全监察部门的停产整顿通知，甚至曾经被这些部门实施关闭，但这并不影响煤矿的继续生产，尽管把对矿难死者的赔偿额提高到了20万元，也同样不能阻止矿主们继续违章违法生产。因为，从煤炭生产中轻易获取的暴利使矿主们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对抗安全监察部门的执法，甚至收买执法人员；同时，“20万元”在日进百万元的矿主们眼里根本不算巨款。一些官员的心理活动并不复杂：既然无法阻止煤矿的违法生产，就成为煤矿的暗股。正是由于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使得对煤矿进行管理与执法中，举步维坚，实质性的安全问题不能杜绝。

　　（四）超生产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生产：煤矿安全治理的主要障碍

　　面对不断恶化的煤矿安全生产现状，省政府的治理整顿政策和措施首先受到了来自煤炭市场的巨大压力。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9％以上的增长速度，每年煤炭消费量增长7％－9％。消费需求增长导致煤炭产量增长，从2001－2003年，全国原煤产量的累计增长量高达7.38亿吨，累计增幅接近74％。2004年，原煤产量达到19.5亿吨，与2003年相比，增加2，28亿吨，增长13.2％；2005年，原煤产量达到了21.9亿吨。比2004年增长9.9％。原煤增产主要是通过煤矿超出设计能力的生产实现的。2004年，全国27个产煤省(市、自治区)中，有20个省(市、自治区)超产，其中19个省(市、自治区)超产在10％以上，福建、陕西、北京等地超产均在50％以上。在超出生产设计能力的同时，原煤生产也超出了生产安全保障能力。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调查，2003年，全国原煤年产量为17.28亿吨，而当年年底，全国具备生产安全保障能力的矿井的生产能力仅为11亿吨，至少有6.28亿吨的原煤是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生产出来的；2004年，全国原煤年产量为19.5亿吨，当年全国具有安全保障的生产能力仅12亿吨，至少有7.5亿吨的原煤是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生产出来的。在经济增长目标的刺激下，煤炭市场的需求已经不可能由那些安全设施和制度较为完善的国有煤矿予以满足，这就为小煤矿提供了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2005年，全国小煤矿产量占到了总产量的38％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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