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与企业内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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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会计研究》用不少篇幅发表有关公司治理沿治理技术方向的研究成果。程新生（2004）着重对“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组织结构互动关系”的研究；周仁俊等（2005）从公司治理的激励机制与业绩评价角度，分析了在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下它们的特点和内涵；伍中信（2005）认为财务治理结构可以从两个方面影响企业治理：一是资本结构；二是财务激励约束机制。而《经济研究》更多的是用实证研究与演绎推理方法，得出委托代理的基本结论。比如，平新乔等（2003）发现，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相当于60%-70%的利润潜力，提出在企业财产所有权与控制权上努力实现分权化。汪伟等（2006）运用均衡分析表明：在法制和资本市场不完善时期，管理层通过司空见惯的灰色方式制造绩效恶化的假象，却无损于企业真实绩效；随着法制和资本市场逐步完善，使企业绩效真正地变差反而可能是管理层最优的选择。上述公司治理理论研究基本是委托代理的边界确定与治理结构设计，这恰恰启发我们关注另一方面的问题研究，即委托代理关系融合度研究。
一、公司治理与企业内生风险的关系
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中就如何处理委托代理关系最重要的实现形式。委托人（所有者）和代理人（经理人）之间既需要合作又存在冲突的现实情况，为“没有显著控制权的所有权和没有显著所有权的控制”命题成为公司治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寻找到逻辑支撑。传统委托代理关系的分析框架中，委托人作为“强势群体”；而代理人作为“弱势群体”，却拥有“没有显著所有权的控制”，多数学者认为：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效应函数）经常不一致，在委托人看来，代理人做出的决策不是最优的，除非委托人能有效地约束代理人，因此需要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形成一种制衡机制，协调彼此的责、权、利关系。基于这种认识，委托代理理论主要从解决信息不对称、搭便车和信号显示等方面解释了代理成本的节省和分担问题，从而从理论上为委托代理关系投资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李有彬，2006；Ayres and Cramtom，1994）。
从委托代理理论出发的公司治理设计在于通过控制权的约束（制约）来监督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或实现代理人按照委托人的利益来行事。但在代理人和委托人之间信息分布不对称——“默示性知识”的前提下，只要度量代理人特点、业绩及完成契约的成本很高，代理人就可能会进行投机活动（思拉恩·埃格特森，2004）。无论是经验观察，还是实证研究都表明，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已成为企业内生风险的充分条件。
相对于企业面对不确定市场机会所产生的外部风险而言，企业内生风险是指企业形成委托代理关系的“原预付”，即如果没有这样一笔原预付，企业不可能发展起来。它包括的成本有三种：其一，企业本身要有投入，特别是专用性人力资本及相关物质资本的投入，定义为投入成本；其二，制度成本，即企业运作在政策上、制度上的支持系统、监督系统和激励系统所必须支付的成本；其三，系统成本，也就是企业信息化建设的费用支出。企业实施公司治理的收益可以作如下分类：（1）公司治理导致的委托人与代理人技术共享、知识共享收益；（2）由公司治理而导致企业突破资源约束，变“松的”生产经营秩序为“紧的”生产经营秩序，使资源配置更有效率的收益；（3）因代理人而内生的企业边界扩展与交易域扩大，进而实现规模递增（包括组织、技术创新速率加快）的收益。
既然委托人处于“强势群体”地位，理所当然具有“发球权”；而且，委托人在依状态要求权的选择中，有着与财富、社会地位密切相关的阶段性偏好。代理人通常被认定为非回避风险的人，且愿意以自己资产的专有性来试图改变拥有的禀赋。这样，委托人、代理人为了增强自己的安全感，从各自的角度考虑，彼此都需要依状态权利进行交换的契约。契约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这些契约关系涉及物质资本所有者、人力资本所有者等。公司治理就是这样一种处理企业各种契约关系的制度（周守华、杨惠敏，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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