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悲欢进退的思辨

黑格尔曾指出： “理性的思辨的真理即在于把对立的双方包含在自身之内， 作为两个观念性的环节” 。又说： “思辨的东西在于这里所了解的辩证的东西， 因而在于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 或者说， 在否定的东西中把握肯定的东西” 。他说的对立统一规律其实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唯物辩证法既是世界观， 又是方法论。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这一科学方法论的最根本方法， 即矛盾分析法。我们可以把这种对立统一的思辨方式用于对相关文本的分析， 尤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读古诗文中的悲欢进退， 深刻理解古代文人矛盾纠结背后的内心世界。下面试从三个对立矛盾进行分析：

一、 个体与社会

从存在论的视角来考察， 人首先是作为一个有限个体而存在的。以此为依据， 悲作为一种人生在世的存在经验是无法否定的。而以道德为主的古代文化传统极力将这一点抹去， 它将人的存在定位在社会道德层面上， 以为关涉群体伦理的道德才是人的存在事实， 并进一步认定人的道德属性是与生俱来的。虽然孔子没有明言性的善恶， 从孟子的 “性善论” 到启蒙教材三字经的“人之初， 性本善” ， 国人对此已然没有疑义。于是， 个体存在的体验与社会伦理道德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直面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作品的现实， 可以发现一种特殊的艺术经验： 即大量诗词和古文中流露出来的人生如寄、 韶华不在、 “悲从中来” 的沉痛之感， 这种“悲” 情源自于人是有限个体的存在。不仅如此， 我们还可以发现， 这些悲情不是由悲哀之事引发， 往往是“乐极生悲” 。在悲欢的矛盾变化中， 我们体味出古人对生命的热爱与留恋。

王羲之的 《兰亭集序》 ， “暮春之初” ， “群贤毕至， 少长咸集” ， 于 “茂林修竹， 清流激湍” 之间， “仰观宇宙之大， 俯察品类之盛， 所以游目骋怀， 足以极视听之娱， 信可乐也。 ” 然笔锋立即由乐转悲， “人之相与， 俯仰一世” ， 人生是多么的短暂。 “况修短随化， 终期于尽！古人云， ‘死生亦大矣。 ’ 岂不痛哉！ ” 作者将目光上移至古人， 从他们留下的文章看， 古人也为人生的变化而感叹， 因此斥庄子 “一死生” ， “齐彭殇” 为虚妄， 再将目光移至未来， 推想后人一定和古今之人的情感想通。 “故列叙时人， 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 所以兴怀， 其致一也。后之览者， 亦将有感于斯文。 ” 古人为了解决个体生命的短暂和追求永恒的矛盾， 曾有 “三不朽” 之说。“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 其次有立言， 虽久不废， 此之谓不朽。 ” 追求三不朽是中国古代士人的梦想与理想状态， 王羲之这里要记录诗文留与后人同慨， 应有此意。死生之大， 千古同慨， 在深沉的感慨中， 我们看到的不是悲观消极， 而是他对人生的眷恋与热爱！

类似 “由乐而悲” 情感变化的古代散文还有很多，许多古诗中也有， 如曹操的 《短歌行》 ，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 可谓乐极。 “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急转入人生苦短的悲叹。

二、 仕与隐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自孔子以来， 都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担当， 同时对高尚的道德情操努力追求。于是在 “无道” 的 “礼崩乐坏” 的， 或黑暗污浊的社会， 不得不面对 “仕与隐” 的冲突。出入进退是历代文人士大夫人生中的头等大事， 从入仕前的教育到在朝的立身处世， 他们时刻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并为之行动。

“天下有道则见， 天下无道则隐” ，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 这是士人或仕或隐， 围绕着 “天下” 而作出的不同选择。 “士志于道” ， 而 “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 。所以士人以自己的努力由读书而做官， 是为了取得一个能够经时济世、 为社会苍生作出更大贡献的平台， 为天下之乐谋福祉。道不行而隐， 绝不是对天下的抛弃， 而是为了更完善自身的德行和学养， 作好更充分的准备。所以说 “进亦忧， 退亦忧” ， 把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坚守担当的责任感， 这样的忧就不是 “戚戚” 的，而始终是 “坦荡荡” 的 “天下为公” 。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 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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