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原诗；发展；正变；源流本末
叶燮《原诗》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继《文心雕龙》之后的第二部系统性、理论性较强的诗学专著。1它以其诗学观点的系统性、批判性成为千百年来诗话作品的集大成者，忠实地反映了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清初诗坛，多承袭明代中后期之风尚，论诗或多讲复古，以唐诗为宗，而鄙夷宋诗；或承接明末之公安、竟陵两派，标榜性灵，追求幽情孤绪而走向另一极端；或求合于古人，或又求媚于今人，即所谓：“以为如是则合，为时人所尚；不如是则不合，为今人所不尚。苟合焉，则虽有昧心之作，亦敢为也，亦忍为也”；2或又高自位置，以立门户，以门户偏见而相互攻讦。据《清史列传》记载：“寓吴时，以吴中称诗多猎范陆之皮毛而遗其实，遂著《原诗》内外篇，力破其非。吴人士始而訾謷，久乃更从其说。”3正是由于清初诗坛上述的种种“劣迹”，使得叶燮对于现状极为不满，于是其创作了《原诗》，对诗歌的发展源流、正变盛衰、复古创新等问题都进行了较为详细、较为系统的阐释，力图构建一个跨越门户之见、易明可学、结构完整的诗歌理论体系，以期促进清初诗坛风气的转变。而其中起纽带作用的当是其诗歌发展论。
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论及叶燮时曾说：“横山论诗所以能“创辟其识，综贯成一家言”者，即在于用文学史家的眼光与方法以批评文学，所以能不立门户，不囿于一家之说，而却能穷流溯源独探风雅之本，以成为一家之言。”4王运熙、顾易生在其《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中亦曾说：“叶燮的诗歌发展论以诗歌的源流正变为核心。”5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叶燮关于诗歌发展论的理论，乃是整个《原诗》理论的根基，是叶燮之所以能成一家之言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原诗》的诗歌发展论，最为核心的乃在于“文学史家的眼光与方法”——即诗歌之“源流正变”。
一、源流本末论
《原诗》开宗明义，在《内篇》（上）一开始便阐述了诗歌源流本末之“我见”，它说：
诗始于《三百篇》，而规模体具于汉。自是而魏，而六朝、三唐，历宋、 元、明，以至昭代，上下三千余年间，诗之质文体裁格律声调辞句，递升降不同。而要之，诗有源必有流，有本必达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但就一时而论，有盛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非在前者之必居于盛，后者之必居于衰也。6
这段话具体来说有三层意思，第一，《诗经》是诗歌总的源头，后代诗歌的质文体裁格律声调辞句虽多有变化升降，但无论如何变化生新，它们都有着一样的源头，那就是《诗经》；第二，诗歌有源头，就必然有支流，有本就必有末，源流本末皆不可偏废，即诗歌总是相续相禅的；第三，诗歌的发展变化，就一个时代来看自然是有盛世，就必然有衰世，但从历史进程来看，诗歌之发展必然是由盛到衰，再从衰到盛的过程。并非在前者就必然为盛，在后者就必然为衰，诗歌之发展并不是一代不如一代的。
叶燮《原诗》的这一“源流本末”论的提出，正击中了以明代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以及以公安、竟陵为代表的性灵派的症结所在。明前后七子论诗文，多提倡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五言必建安皇初；其余诸体，必唐之初、盛而后可”、“不读唐以后书”和“唐无古诗”等，这些言论明显地违背了诗歌发展盛衰循环的客观规律，一昧地求合古人，贬斥今人，割裂了源与流、本与末的关系。于是乎，必然溺于陈腐。公安、竟陵两派，看到了复古派的种种弊端，于是“起而掊之、矫而反之”7，对于他们的成就，叶燮以“诚是也”加以肯定。但同时，也看到了他们所走向的另一极端，即一味求新、求变，而忽略古人的客观存在，这同样也割裂了源流本末之间的关系，于是不免溺于偏畸之私说。
由此可知，叶燮对于历代诗歌的发展变化，有着文学史家的眼光，他既不一味地求合古人，也不极端地抛却古人，避而不谈。而是十分具有辩证思想地认为，诗歌之发展是相续相禅的，不能割裂古今之间的联系，只谈古人之盛，或只谈今人之佳的观点都是有失偏颇的，正如其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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