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科举制度

篇一：清朝科举制度

清朝科举制度

清朝科举制度

清朝科举制度仿照明朝制度，分童子试和正式考试。通过童子试取得生员资格才能参加正式考试。乡试、会试实行回避制度，试官子弟、亲戚不能参加当次的考试。 童子试（县试、府试、院试）

县试：在每年二月举行，由知县主持。考生考前要报名，填写姓名、籍贯、年龄和三代履历。倡优、皂隶的子孙与居丧守孝者不能参加考试。考生由五人联保，再另有本县一名有正式考试资格的人作保人。县试考四场或五场。前两场考八股文与试帖诗，默写《圣谕广训》。第三场考诗赋，第四场、第五场考对四书五经的解释。县试录取后即可参加府试。事实上，考生在第一场被录取后即可获得参加府试的资格。

府试：在管辖本县的府进行，由知府主持。时间大多在四月。参加府试，报名、保结及考试的场次、内容同县试差不多，只是有正式考试资格的保人要多一名。府试通过后是院试。

院试：在府城或直属省的州治所举行，主持考试的长官称学政，学台或宗师。院试包括岁试和科试两种考试。童生通过岁试，就算“进学”了，即成为国家的学生，称为生员，俗称秀才，相公。岁试成绩优良的生员方可参加科试，科试通过了，方准许参加更高一级的乡试，叫做“录科”。

正式考试（乡试、会试、殿试）

乡试：每三年一次，在京城及各省省城举行，考期多在秋季八月，所以又称“秋闱”(闱指考场)。其正副考官一般由皇帝任命在京的翰林及进士出身的部院官充任。乡试有正式的考场，叫做贡院。贡院内建有一排排的号房，为考生住宿，答题之所。考生必须于前一天进场、第三天交卷出场。乡试发榜在九月，正值桂花开放，又称“桂

榜”。乡试考生录取后称举人，第一名称解元。考中举人，不仅可以参加全国性考试，就是会试未能取中，也具备了做官的资格。在清朝，除了按正常制举行的乡试外，每逢遇到皇帝万寿（生日）、登基等庆典时，还额外有加科乡试，叫做恩科。

会试：每三年一次，一般在乡试的第二年，在京城的贡院举行。会试由礼部主办，考期多在春季的二三月，故此会试又称“礼闱”，“春闱”。会试被录取的人，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会元。会试发榜时，往往正值杏花盛放，所以又称为“杏榜”。会试的主考官，明朝多以翰林官及内阁大学士担任充当，清朝称主考官为大总裁，由内阁大学士或六部尚书充任。

殿试：新录取的贡士进行殿试，殿试在四月份举行，由皇帝主持，考策问。策问是以政事、经义等设问，内阁拟题，皇帝选定。此外还要任命阅卷大臣，读卷大臣，协助皇帝评阅试卷。明清两朝的殿试都只考策问一场。出榜分为三甲，一甲为赐进士及第，只有前三名，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为赐进士出身若干名；三甲为赐同进士出身若干人。考中者都泛称为进士，中了进士，功名就到了尽头。

篇二：明朝的科举制度

明朝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并非自明朝起，却在明朝发扬光大。

当时的考试分为三级，第一级是院视，考试者统称为童生，考试范围是州县，在这个考试中合格的人就是秀才。考试成绩有六等，只有考到高等的才能得到秀才的称号，考到一、二等的才能有资格去参加更高的考试，叫“录科”。

考中了秀才，从此就摆脱了平民的身份，大小也是个知识分子了，还有某些特权：可以免除一人的徭役，见到县长大人可以不下跪。但你并不是官。

下一级的的考试是乡试。是省一级的统考，三年才有一次，一般在八月，由省出题，过关的才是举人。获第一名的叫解元。举人是有资格做官的。当官的死了就有机会轮到举人。

接下来的考试会试。你的对手将是其他省的精英们，朝廷将在你们中间挑选三百人左右，取得贡生，第一名是“会元”。要当进士，还要过一关。

通过会试的精英们面对的最后一道考验是殿试。考试的方式是皇帝提问，考生回答内容主要是策问。皇帝及大臣根据考生的表现划分档次，共有三甲。一甲三个人，叫“进士及第”，分别是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若干人，叫“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叫“赐同进士出身”。可以当个八品县丞的官了。

八股文

八股是明朝的创造。这套玩意自朱元璋起，到明朝中期发展完善，

影响了后来近五百年的知识分子。

学子们的考试科目分为三场，第一场考经义，也就是四书五经，第二场考试实用文体写作，第三场考时务策论，也就是给你个事情让你分析，颇有点应用文的意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义。

对学子而言，只要背好四书五经就行了，题目只能在这里出，范围相当小，背起来容易，而且写文章时有规定的字数，一般不超过五百字。

关键在于格式和个人发挥，八股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几个部分，其中精华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个部分你不能随便写，必须用排比对偶句，共有八股，所以称八股文。

这种写法十分古板，你想多写一个字都不行，很多人都是一边写一边乱编，只为凑字数，达到对偶的效果，文字表面上看，十分整齐，而内容废话连篇。

痛苦的不仅是考生，还有出题的老师，四书五经只有那么多字，各级考试都从里面出题，于是奇技百出，把四书五经上下句割裂开，单独拿来出题，把一句话斩头去尾，只用中间的几个字拿来考人，这种语句不通、张冠李戴的词句，连老师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何况学生呢？结果就是糊涂考糊涂。

八股说到底是一种形式而已，就算古板，应该也不会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但规定所有的文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必须仿照古人立言要按照朱熹圣人的思维去写。

八股考试的弊端是很多的，选出的人才很多都是书呆子，明朝学者宋濂形容过八股选出的某些人才“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活脱脱一副白痴面孔。但八股文还是有一定用处的，《儒林外史》中曾经写道“八股文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可见，八股文是很多文体写作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限制下，很多优秀人才更能脱颖而出，如后来的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些人才是八股文锻造出来的。

总的看来，这一制度弊多利少，禁锢人们的思维。

篇三：明朝科举

明朝时期科举制度的发展及其利弊研究

田佳懿

[摘要] 本文主要论述了明朝时期科举制度的由来和发展情况，分析其“取之有序，进之有等”、 “兼用人才，南北并举”和“八股举业，士林标准”等特点，着重阐述了其对士人入仕、区域发展的利弊，提出了明朝时期科举制度带给古今中国教育的启示。

[关键词] 明朝 科举制度 利弊 教育 启示

1明朝时期科举制度的发展

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实行了1300多年, 其形式和内容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明朝时期，科举制度达到了极盛，完全臻于成熟，科举与学校教育的完

[1]全合流，是其成熟的重要标志。科举制使选拔官吏包含着学校育才，科举选才、

铨叙用才三个完整的环节，对清朝的科举制度以及现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影响极大。

1.1 科举制度的由来及演变

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经历了从禅让制、世袭制到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再到科举制的发展演变过程。经过历史的选择，科举制度逐渐成为占据封建社会选官制度主流地位的制度，也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中的一份宝贵财富，是中华民族在行政领域中对世界的重大贡献。[2]

随着秦汉的统一，中国古代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开始主宰中国封建社会，由此产生了以官僚政治为基础的君主独裁制，而中央集权则需要不断强化官僚政治和控制意识形态，其中科举制度是达到人和思想双重控制的最有效手段，同时又能源源不断通过比较公平和激烈的竞争为官僚队伍提供新鲜血液。[3]

经过汉朝察举制，以及汉魏六朝九品中正制的选官探索，在公元605年，隋朝初年诞生了划时代的科举制度。隋唐是科举制度的草创阶段，虽然已经实行了严格意义上的考试，但仍保留了察举制的一些遗风，同时还有唐人自己的一些独特的创造，因为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唐人的气度和自信都让新近诞生的科举制度深深地烙上唐人的印记，在科目设置、考场规范和科举与教育等三方面取得了巨大突破。

到了宋朝，虽然未能实现真正的大统一，但是两宋经济非常繁荣，文化十分发达，科举考试在各个方面达到了完全成熟。采取了锁院、别头试、弥封、誊录、三级评定等一系列措施，以健全制度，防范作弊，保障公正，整个宋朝所选进士超过其它朝代总和，甚至对于多次应试不中者，从太祖开始赐进士出身，后增加了对超过50岁举子的录取，文人地位之高空前绝后，极大的促进了科举制度的完善和成熟。

元朝时代，世袭制扰乱了科举制度的正常推行，其总共举行了16次科考，阻碍了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四书试士，却是元代所开的先例。[2]

明朝以后，科举制度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则成为科举的必由之路。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参加乡试的，除监生外还有科举生员。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人监学习或成为科举生员。考取生员是功名的起点，进入学校是科举阶梯的第一级。

1.2 明朝时期科举制度的发展

科举制度在明朝科举制达到鼎盛时期。明朝科举考试分四级进行即：院试(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童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童试三年两考，县试由县官主考，府试由知府主持．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故称这级考试为院试。这三次考试总称小考或童试．应考者称“童生”。院试考中者称“秀才”(俗称)，正称为“生员”。凡录之生员都送入府州县学。秀才是求取功名的起点，有资格参加下一级乡试了。可身穿蓝衫．头戴银雀顶，清制见县官不跪，免去差役、田赋．也就是不同于布衣百姓了。[1]

乡试考试地点在省城贡院。三年一考．乡试考中者称“举人”，头名称“解元”。会试由礼部主持，于乡试的第二年举行。举人在京师会试，考中的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殿试在会试后当年举行，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通称进士，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科举考试的内容也有一个变化过程。唐时科目繁多，考试内容也宽，明算主考算学，道举考老庄道学,进士以诗赋为主。宋代王安石罢诸科，并于进士一科,改考儒家经义，致使经学在科考中越来越重要，这与程朱理学地位的提高是相应的。明代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礼》、《春秋》、《礼记》命题。其文略仿宋经义，代古人语气为之1，形成“体用排偶，谓之八股”2。1 《续文献通考辑要·选举考》

2 《续文献通考辑要·选举考》

从此，八股文一直支配着科举考试，或者干脆称之为“八股取士”。[4] 2 明朝时期科举制度的特点及影响

2.1 明朝时期科举制度的特点

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朝，进入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这不仅是因为明朝在它统治的270多年间，三年一试，制度化、规范化地举行乡试90次(录取举人102399人)，举行殿试89次(共取进士24599人)；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明朝总结以往科举考试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改制创新，进一步完善了科举考试的规程，在洪武年间就颁行并实施了明清五百多年奉为“永制”的“科举之式”。

“取之有序，进之有等”， 明朝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

一。到了明朝，进学读书成了科举的必由之路。所谓“科举必由学校”，就是必须经由学校之途，才能走向科举之路，换句话说，只有首先成为学校的生员，才有可能获得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科举一律按照乡试、会试和殿试依次递进，所谓“非科举毋得与官”。[5]

“兼用人才，南北并举”， 明朝科举对后世的另外一大贡献，是南北卷制度的正式确立，通俗地说，也就是确定了南北地区录取名额的分配问题。由于洪武年间的南北榜事件，朱元璋从政治角度开始实行南北分卷取士制度，虽然作为政治之本的科举制度，背离了最核心的公平和公正原则，但是对于地区平衡、振奋人心和激励士气等起了极大作用。[6]

“八股举业，士林标准”， 从题目、内容、文章结构、字数等强制考试内容和形式，历代对八股文的嘲讽讥刺、攻讦痛斥。其中陈登原在《国史旧闻》中总结出来的七大罪状：一是沉溺滥套，未尝学问；二是渣滓细嚼，毫无滋味；三是依口胡说，重复沓叠；四是即使工巧，并非艺术；五是对于文学，反为阻碍：六是明知无用，聊以求官；七是即有法眼，准则无从。[7]

2.2明朝科举制度的利弊

明朝时期的科举制度对中国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尤其是大清入关以后，沿用了明朝时期科举制度，对于中国近现代的教育发展产生及其深刻的影响。

2.2.1 明朝时期科举制度对士人入途的影响

科举制度在明朝时期到达鼎盛，但是中举之路十分漫长，十分艰辛。十年寒窗苫，就为了功成名就。士人进入仕途几乎都要通过科举这一条道路。它犹如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者尤数人为之悬梁刺股，耗尽一生心血。

在学生入学方面，根据洪武二年颁布的《立学设科格式》的规定，生员要“于民间俊秀及官员子弟选充，(守令)必躬亲相视。人才俊秀，容貌整齐，年及十五

之上，已读《论》、《孟》四书者方许入学。其年至二十之上，愿入学者听。”在明朝，士农工商子弟均可入学，至于生员的入学年龄后来也不局限于十五岁以上，如大学士高谷“甫十岁，乃遣入邑库．即能奋力于学。”成化三年(1467)朝廷颁发的《修明学政十事》中规定：“自今各处提调官，选择子弟年十五、十六以下，资质聪明俊秀者方许入学。”由此可见，在生员的选拔上就存种种限制，更重要的是，在古代女性是没有这些权利的。乡试，在命题、作文、搜检、誊录、校文、复核等方面设立了严格的制度，基本保证了考试的公正。举人是有资格做官的，而举人要当宫，难度很大，他们要参加三次会试，如果还是不能考过，就可以去吏部注册，一般要过几年，有的甚至要等十几年，等到现任官员退休或死亡后，有了空缺，这些举人就有官做了。而挑选的举人除了看背景就是看长相了，这叫做“大挑”。这个时候。长得丑的就很可能落选了。而且，举人能做的官的官阶是很低的，只能够保证衣食无忧。中了举人之后，想更进一步，就要通过会试。会试，不仅竞争激烈，而且考试条件差。在殿试过程中，不仅要有渊博的知识，还要具有好的心理素质，最后听天由命。[8]

由此，明朝的科举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促使整个士人阶层把中举作为自己实现人生价值的惟一追求，把读书作为追求功名的惟一方式。许多读书人一生经营于此，皓首穷经，唐朝诗人赵嘏的“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的诗句就是对此的最形象的说明。

历经宋、元四百余年的发展之后，明代的科举制度更为完善，对知识分子的笼络和钳制手段更为多样。朱元璋在洪武三年的诏书中说：“汉唐及宋，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贵文学而不求德艺之全。前元待士甚优，而权豪势要，每纳奔竞之人，夤缘阿附，辄窃仕禄。其怀材抱道者，耻与并进，甘隐山林而不出。风俗之弊，一至于此。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3然而，他以及他的继承者只把四书和朱子的注疏作为科考的惟一范围，而且谨依此一范围而不能有任何发挥和创造，对人才德艺的衡量仅凭一篇死板无用的八股制艺，势必让才情平庸者，靠吹牛拍马、“夤缘阿附”者，采取卑鄙手段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者往往成为科场之中的常胜将军。而有才学之士只想凭自己的能力取得社会的认可，这就决定了他们科举之路的崎岖艰难。很多学子呕心沥血，却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科举成为这些读书人的严重心病。[9]

2.2.2 明朝时期科举制度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明朝采用科举制度，而且实行南北榜，对于许多经济落后和发达地区产生了不同影响。

在地理偏僻、经济落后的徽州地区，徽州人是南迁的皇族后裔，为了繁荣家3 张廷玉．明史：卷七〇[M]．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695页

族，以考取科举为第一途径，取得了骄人的科举的成绩。许多大族不仅子弟及第者数量多，而且世代相接，连绵不断。[10]如歙县洪氏宗族“子孙藩盛数千指，成习诗书，敦礼让，登名仕版者相望。”4绩溪程氏“世有宦业诗书于官府”5。歙县棠樾鲍氏“尤以儒名，累叶相承。”6据《沙溪集略》7统计，仅歙县沙溪凌氏一族，有明一代，就产生了21名进士，57名举人，44名国学生，90名郡邑庠生和44名贡监生。徽州宗族科举业绩也带动了整个徽州科举的繁盛，从而造就了登峰造极的徽州文化。

在山重水复的江西吉安，书院发展十分繁荣，明朝一代吉安进士及第就有994名，占江西三千进士的三分之一。景泰年间江西籍大学士陈循对英宗是如此述及的：“江西及浙江、福建等处，自昔四民之中，其为士者有人，而臣江西颇多，江西诸府而言，吉安府又独盛。”8这些虽然是粗略的数据，但同样足以说明明朝江西书院数量之多及书院教育之发达程度之间的相关性，而进士名额之多则从另一方面表明了书院教育的发达与科举是密不可分、共同繁荣的，即得益于明朝高度发达的科举制度。[11]

在大力推行科举制度下，与宋朝时期相比，三峡地区教育迅速发展，构成了一密集区、二点状的分布格局，即以巴县、长寿、涪州三地为密集区和以忠州、夷陵州为二点状分布的科举人才分布区，教育重心在重庆府治巴县。这不仅得益于自身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多，更主要在于朝廷公平选拔人才，大力推广科举制度，使得巴蜀地区的文化教育不断繁荣。[12]

而在我们绍兴，文化教育更加兴兴向荣。有的是哲学家兼文学家，如王守仁、刘宗周等；有的是书法家兼文学家，如徐渭、陈洪绶等；有的是戏曲家兼文学家，如史盘、孟称舜等。明代小品文大家钱宰、王思任、张岱、祁彪佳均出自绍兴。还有些作家，他们或者是官位显赫、名震全国的高官大儒，或者是悠然乡居的文人雅士，或者两者同时具备。这一切形成了绍兴府作家的群体特色和创作特色。同样，在经济繁华的基础上，得益于科举制度的盛行。[13]

基于明朝科举制度的特点，区域发展呈现均衡发展，使得人才选拔更加公正和公平，但在明朝的不同时期，科举制度执行率不同，导致朝代各个时期的兴衰。 3 明朝科举制度的启示

明朝科举制度的核心是公平与公正原则，但是它本身是统治阶级维持权利和统治的产物，在许多方面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遏制了人才多样化和社会多4 《白云集》卷5《洪氏宗谱序》

5 《篁墩文集》卷13《世肖坊记》

6 《鲍氏诵先录》第1册《鲍氏遗笔记》

7 《沙溪集略》卷3

8 转引自陈小强、陈小芒：《江西书院文化谈》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11 月总25卷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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