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监管体系、法律制度存在漏洞
第一，关键是没有举报人保护制度。商业贿赂秘密进行，虽然知情人少，但是肯定有知情人，比如单位的会计。我们必须给知情人提供举报的安全条件和保护，要让知情人勇于举报。因为知情人就是违法者，所以法律必须提供一套举报人无罪和奖励制度。现在公安机关也在采用奖励制度，但是没有相应的保护制度。有人举报后，行政执法机关把举报人暴露出来，这样举报人会受到报复。另外，就是行政执法机关如果不认为举报者举报的情况是严重案件，举报人也就受不到保护。
第二是制度不完备，处罚力度小。首先是范围界定小，商业贿赂应该是指商事活动主体在从事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和商品服务过程中，为了谋取商业利益，故意采取各种财产性或非财产性贿赂手段，侵害正常商业秩序的行为。相比之下，我国相关法律所定义的商业贿赂的范围要小得多。
比如，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商业贿赂行为的主体是经营者，而经营者的董事、经理、控股人、代理人、雇员等在商业贿赂行为中都有其各自的作用，他们为共同违法行为主体，应承担共谋者的刑事、行政责任和民事侵权连带赔偿责任，但因法律没有规定，这些人便可逍遥法外。
从法律责任的角度看，对商业贿赂的处罚规定不够完善，处罚力度不大。比如，对于经营而言，商业贿赂的行政处罚是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对于大的商业贿赂案件来说，比如建筑领域和政府采购，合同金额动辄数十亿元，行政处罚过于轻微就会失去威慑力。对于受贿者，法律规定就更不清楚了。
因此，对商业贿赂的处罚应该采取更为灵活多样的方式，根据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贿赂金额、贿赂情节、危害后果等因素，有效打击各种商业贿赂行为。
第三、商业贿赂之所以盛行，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市场经济规则的不完善，是相关制度设计的不合理，是权力对市场经济规则粗暴干涉所导致的运行不畅。这些才是商业贿赂多发的真正病根。比如医药界，商业贿赂之所以极其盛行，就在于当前的制度设计不合理，导致医生处方权的寻租空间过大，那些靠“回扣”生存的所谓“医药代表”才会应运而生。
第四、多头监管导致管辖权脱节，放纵犯罪
（二）、政府对商业贿赂行为制止不力。在经济发达国家，商业贿赂在其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即已出现。这种现象被当时的经营者认为是一种经营手段，政府对商业贿赂行为也并未加以制止。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无限度的所谓“折扣让利”以纷繁复杂的形式大量存在，以至于形成了当时的商业习惯。我国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企业在产品生产、销售和原材料的供应等方面，全部由国家计划部门来安排。流通领域里，国营商业与供销部门均需严格按国家规定的进销差率，进行一直从货源供应到批发、零售的一系列流转活动。由于企业的产、供、销各环节均受国家计划调节，企业本无经营自主权，再加上国家对企业与市场又实行严格的行政管理，所以，没有商业贿赂的必要性。
（三）、独立经济主体利益驱动。企业与其他经济组织的财产权，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逐渐得到确立。由于每个经济主体都有着自己的独立经济利益，在竞争中，不良经营者就会运用其他不正当竞争手段，实施商业贿赂，争取交易机会，降低交易成本。
（四）、市场不成熟、资源不够丰富。我国市场体系还处在进一步完善之中。体制转轨时期，行政干预经济的现象依然存在,使以各种手段获得行政的支持、获得项目、获得特许、获取资源成为可能。商业贿赂是市场不成熟、资源不够丰富等条件下，滋生的一种丑恶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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