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理论研究：中国青年的社会责任感教育工作

　　在文化碰撞、价值多元、政治转轨、经济转型的时代背景下,部分青年的社会责任感有所淡化,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重个人轻社会,重索取轻奉献,重功利轻道义,重自我实现轻社会责任,重物质实惠轻精神境界的现象。一方面,有些青年将个人的价值实现当作与社会无涉的事情,片面地追求所谓的独立和自由。这种将个体需求凌驾于社会

　　责任之上的价值观念,有可能会助长一种以个人为本位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由于逃避对公共利益的责任承担,很容易变成“为所欲为”的代名词。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责任教育在内容上又略显空洞和抽象,在方式上也仅是将社会责任机械地置于个体的自我价值之上,而无法使受教育者有意识地将社会责任内化为自觉信念。在这种情况下,人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就很有可能成为一种浅薄的盲从和功利的附会,而没有行动上的自觉。

　　比如,今天的社会对青年学生的“成才”提出了很多要求,却对他们的“成长”关心不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他们的个性、兴趣和正当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责任只能成为其被动接受的“包袱”或“义务”,而不会从中获得成就感或崇高感。很多大学生甚至反映,当前的大学责任教育已经沦落为灌输责任知识的教育,教给学生的仅是毫无生气的知识性责任概念和责任规范。由此,很多青年学生在“知”和“行”之间产生了严重的脱节和分歧,甚至出现了“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的尴尬局面。他们对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都能知道,甚至倒背如流。但一落实到行动层面,就会逐渐偏离自己所掌握的理论知识,不是“知行合一”,而是“知行分离”。甚至还可能是“知行相悖”。

　　以上诸种现象的出现,固然有着复杂的社会和时代根源。但在社会责任教育方式上,无法将个体价值的实现与社会责任的担当有机地结合起来,则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因素。所谓的社会责任教育,首先也应该是让青年学生在思想深处认识到:社会责任不是社会强加给社会成员的“任务”,而是人内在精神价值的自然外化和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途径。

　　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正在于将个体价值与社会责任有机、内在地整合在了一起。在传统文化的视野中,中国人总是通过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来实现人生价值的。正因为此,中国没有成为西方意义上的宗教社会,而成为了一个靠崇高的社会责任感维系的世俗社会。中国人从来不去外在的彼岸世界去寻找寄托,更不需要靠宗教的慰藉寻找人生的意义。他们的人生价值就在当下现实的集体和社会中。个人的价值是有限的,但社会和集体的事业却是无限的,只有将个人有限的生命和社会无限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人生才会有意义。《大学》开篇第一句就说:“大学之道,在明德,亲民,至于至善。”这里的“大”指的就是“大人”之意,而所谓“大人”,就是指成年之人,可以在社会上立足,因此需要知书明理,培养社会责任意识,通晓人生之道。否则,没有这种社会知识的学习,没有这种社会规范的洗礼,人是不能称之为一个大写的“人”的。从个体的“修身”开始,向外在的集体社会事业扩而散之,就形成了中国人“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抱负。

　　我们这个民族虽然历经了无数次战乱、天灾和磨难,但最终却是绵绵不绝地生存了下来,并相对完好地保存了自己的文化遗产。这本身就已经显示了这种文化优越于其他民族的地方。从郁郁而歌、投江自尽的屈原,到笔笔见血、忍辱负重的司马迁;从金戈铁马、精忠报国的岳飞,到留取丹心、名垂青史的文天祥;从视死如归,血荐轩辕的谭嗣同,到愤然蹈海、以身殉国的陈天华……这些华夏子孙们,从来没有人以命令的形式让他们必须承担“死”的责任,也没有法律规定他们必须履行“死”的义务,当然他们也不需要上帝的召唤和天堂的诱惑,更不需要魔鬼的恐吓和地狱的威胁,国家的兴亡和民族的兴衰就能让他们视死如归,坦然就义。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正是表达了中国人这种无以伦比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所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将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的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的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以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当今世界的绝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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