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略：
小城镇化还是常规城市化
“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是改革以来的长期方针。依靠小城镇吸纳农村人口，最晚在1984年，已有可操作的政策内容。主流观点把我国的小城镇战略与常规城市化进程做对比，认为既可以避免“大城市病”，又可以减轻我国城市人口高福利（和高福利成本）带来的财政压力。目前，对城市规模进行谋划布局仍然是政府主导城市化进程的要旨。那么，小城镇化究竟是符合国情的唯一出路，还是对传统体制的“路径依赖”，这样提出问题确有必要。
积极发展小城镇的主张，起自指令性经济时期，改革以后成为一种平滑过渡。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加快工业化，以推迟农业现代化作为“必要代价”，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拉大，于是设置城乡壁垒缓解城市压力，从而阻断了城市化自然进程。为维持速度，继续挖农业、压消费、背离城市化规律。这使得我国产业层次有着不同于一般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特征。结构难调整，症结就在于成长方式未变。一是大量剩余劳力因城乡壁垒积淀在有限的耕地上。二是“吃偏饭”造成工业效率低下，既很少反哺农业，又不足以支撑三次产业全面兴起。三是服务业缺少城市载体。四是分工和消费的驱动力明显不足。目前的产业关系不是依次递进，而是互相牵制，互争发展条件。这个全局性难题主要由历史造成，仅靠投资体制改革不足以矫治产业层次紊乱，还需要使经济成长方式真正转向以城市为主。
80年代乡镇企业在体制夹缝中崛起，给发展小城镇的主张提供了支持。乡镇企业模式和小城镇道路承接了现存的城乡关系和粗放型增长方式，看起来改革成本和阻力小，可以避难就易，但从长远看可能再次走上历史弯路。不仅因为小城镇模式无法获得人口聚合效应与规模效益，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及经济合理性诸方面评价，小城镇模式均无优势可言。从1980年至1998年，我国建制镇增加了1万多个， 但是镇平均人口仅增长60％，3万人以上的镇仅800多个。小城镇的户籍限制并不严，人口增长缓慢，主要是因为缺少就业机会。即使放开小城镇户口，收效也有限。
90年代中期的经济过热实现软着陆以后，支撑增长的外部条件改变；加上环境和资源破坏已被从严限制，使乡镇企业的粗放扩张优势走近终点。更进一步看，不少县域经济与乡镇企业经济有相似性。大中型城市的经济潜质则逐渐显现。我国GDP超过200亿元的城市1994年为21个，1998年达到54个。1999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也有此特征，例如1999年西安市的GDP占全省比重高达42％。流动人口进城之所以加剧了城乡社会矛盾，与其说因为农民太多，不如说因为城市过少。更不如说“离土不离乡”的体制和政策一面繁育流动人口，一面阻碍新兴城市生长，制造和加剧着失衡。
上升中的第三产业更需要以城市规模为条件。辽宁省和湖南省各有31个和29个城市（1998年），但湖南20万人口以下城市占71％，辽宁20万人口以上城市占60％，观察第三产业比重，辽宁比湖南约高5个百分点。从全国看，1998年，我国231个地级以上城市第三产业平均比重达到44.4％，比当年全国第三产业比重高11.5个百分点；特大城市第三产业平均比重更是超过50％。更具全局性影响的是人口问题。以某一时期的总和生育率为参照，推算出经济社会发展因素和计划生育因素作用下，我国1971至1998年共少生6.34亿人，方法似过于简单。它忽略了刺激人口增长的新增变数。以农村普遍使用的计生追惩手段为例，高额罚款使许多超生农户致贫，长期看具有推升人口的后果。农村迄今缺乏降低生育率的内生经济社会力量，更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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