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技术工人Z说：“我已经在城里做好多年了，农活早就做不成了，也不想做了，我靠自己的技术是能找到活计的，为什么还要回家务农呢？是不怕找不到工作的。老板如果给的待遇不错我们就在这做，如果对我们不好，我们就到别的工厂去，好多企业也缺我们”。“户口现在也变不了啊，都在农村老家呢，但现在这样也没什么关系，能凭技术赚到钱就行。”
从话语表达中，我们看到，青年技术工人Z虽然同样羡慕城市户口，但在现实条件已经无法更改的前提下，他自身从思想上减弱了城市户籍制度所赋予他们的原本农民身份的认可，开始趋向于社会、资本、及技术要求对他们身份的认定。他长期在城市中的打工经验也使他的自我身份认同向工人身份慢慢转变。
四、农民工中的青年技工：独具特质的一个工人类别
对农民工的许多定量或定性的研究中，一种普遍的观点是在制度和文化不断强化新生代农民工身份的同时，农民工由于其自身生活方式的变化，展现出来是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会出现自我认同的困境。但我们在“Y”厂的调查研究发现，农民工群体并不能被认为是“一般的、抽象的”，而是这个庞大的群体中也会有不同的群体分类与群体行为。非熟练工人、半技术工人和拥有成熟技术的技术工人在自身行为与身份认同方面都会表现出不同的特质。这需要我们认真地深入工厂政体，在观察中区分不同的群体行为。
在抗争方面，青年技术工人的力量更加强大，流动性更强，维权要求更加受到企业重视。在生活方式上面，他们在城市或工厂的时间更长，城市体验更加丰富，更加适应城市生活。在社会地位或工厂地位的自我认同方面，青年技工更具有基于技术基础上的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感，更加有自信，更加“自我骄傲”。
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专业技术人员基本上是通过高等教育或专业技能培训直接培养出来的，大多数专业技术人员的最初职业就是专业技术人员。然而，在当前中国社会，许多青年专业技术人员是在“打工”过程中逐渐成长为专业技术人员。这种来自职业变化经历导致了一部分青年专业技术人员身份认同的模糊性。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和过渡时期，存在着多元化的、相互冲突的文化价值观念，农民身份与工人身份的模糊性，在农民工内部都有所反映。
在农民工内部，技术熟练程度、城市生活体验及年龄特征等这些因素使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内部的身份认同和共同意识形成具有复杂性，并且这种复杂性与交织性一时无法清晰地得以区分。但是调查中发现，在“工厂政体”里，青年技术工人开始减弱了城市户籍制度所赋予他们的农民身份的认可，开始趋向于社会、资本对他们身份的认定。当然，要完全区别制度性认可和社会性认定，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两者之间本身就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加强的关系。尽管如此，调查结果使我们认识到，制度性身份对青年农民技术工人的影响在相对减小，或者他们开始更看重的是社会、资本对他们的认定。青年技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中一个独具特色的工人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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