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医患关系的对策研究论文（共3篇）

　　医患关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是会遇上的，处理好医患关系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门学问，那么医患关系的论文应该怎么写呢？相信很多人应该都不怎么清楚的吧，下面就跟着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第1篇：工智能辅助医疗的医患关系伦理机制重构研究

　　陈默①

　　摘要：在综述人工智能辅助医疗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国内外伦理学家们提出的人工智能辅助医疗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伦理问题，提出人工智能的道德属性的来源以及如何界定人工智能的主体性等问题。并对医患关系重构性伦理机制建设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核心问题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得出初步结论：需要以人工智能辅助医疗过程中所构成的现实医患关系为入口来解决问题，涉及到医患关系中的主从与合作关系两个方面的变化，以此作为依据来分析应对新型医患关系类型的伦理机制。

　　关键词：人工智能，医患关系，伦理机制

　　将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AI)技术应用到医疗领域越来越受到科学界的重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引发的伦理问题更受到现代学者们的关注。在医疗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必然加速传统医患关系的解构。现代医患关系体现为主从-合作关系。主从关系中医务人员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合作关系中彰显出患者的主体地位。而人工智能辅助医疗过程中，无论是医患关系中的主从型关系，还是医患关系中的合作型关系，都将再次接受新技术的挑战，为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建构人工智能与医务人员、患者之间的关系。

　　1人工智能辅助医疗概述

　　人工智能是一个一般性的术语，指的是在最小限度的人类介入的情况下利用计算机技术模仿智能行为[1]。人工智能被普遍接受始于机器人的发明，这一术语来自捷克词语“robota”，意思是生物合成机器，作为强迫性劳动力使用。人工智能被描述为制造智能机器的科学与工程学，产生于1956年。这一术语在医学领域适用性很广，涵括机器人学、医疗诊断、医疗统计和人体生物学等，以及今天的生物组学。

　　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习惯与生活方式，人工智能在完成危险任务、解决复杂数据问题、节约资源和提升人类健康等方面会给人类带来惊喜。在医疗领域，医疗机器人将打破人类传统的构想，彻底颠覆人类对于医疗的认知。目前，基于生物传感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新医疗选择，将会实现帮助每个人成为管理自身健康的“执行官”。基因测序技术和机器学习功能将帮助人类在探测癌症、心脏疾病等病因方面获得突破，机器人外科医生甚至能完美地执行外科手术。2015年，由IBM公司研究的人工智能计算机系统沃森(Watson)可以学习大量文献，通过“假设自动生成”完成诊断。除了沃森，一个名为“达芬奇系统”的机器人也被誉为世界最先进的微创外科技术平台。同样被应用于医疗领域的机器人还有来自日本的机器人护士Robear。早在2013年，由InTouch和Bedford公司联合开发的机器人被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认可，标志着机器人拥有给人看病的能力[2]。

　　除此之外，荷兰埃因霍温大学的RoboRarth项目中的四个机器人能够通过与云端服务器的交互进行信息共享和学习。这项技术一旦成熟，将会复制一系列能够有效帮助解决人口老龄化难题的智能高效的护理机器人。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医疗保健，机器人对患者能够发挥减少压力、激发认知活动和提高社会化等功用。例如，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社会辅助机器人”能够帮助患者进行快速有效的理疗。医疗机器人如“达芬奇手术系统”和“ARES摄取式机器人”能够依赖其自身协助实施较为困难的医疗程序。瑞芭(RIBA)、艾伟德(IWARD)、厄尼(ERNIE)以及很多其他的机器人都能充当护士和药剂师执行相关的职能[3]40-50。

　　2人工智能辅助医疗应用中的伦理问题

　　目前，国内外的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广阔发展前景及其潜在的伦理与法律问题，其中备受热议的是“人-机”医疗模式下，如何定义和管理医患关系的问题。例如，有关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医生地位的问题，有学者提出，基于人工智能在数据分析上的绝对优势，其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取代医生的地位。法国皮卡第儒勒-凡尔纳大学柳渝通过解读“阿西洛马人工智能原则”认为：“人工智能伦理的基础问题实际上是人-机之间的技术关系提升到人-机伦理关系。”[4]另外，一些学者担心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过分依赖。他们认为，人工智能甚至在疑难手术中表现出比医生更为精湛的医术，这将可能造成机器人医生逐步取代医生的工作。因而，发展人工智能辅助医疗，有可能“意味着人类历史上所积累的医学技能和知识的裹足不前，愿意亲历实践的人们将会变得越来越少，这种依赖性的后果将会使社会变得越来越脆弱”[3]51。

　　也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依靠强大的图像识别和深度学习技术，将很好地解决医学影像大数据人工处理中存在的问题，大大提高数据分析的效率和准确性，减轻医生的压力，同时提高诊疗的效率和准确率。C.Krittanawong[5]从影像识别技术、医疗风险预知、促进医患沟通、根据症状辅助分类患者和特殊领域的临床工作五个方面分析了人工智能辅助医疗的优势。当然，他同时也分析了人工智能的局限性，如无法成为床边医生，无法与患者进行高级的对话，无法表达对患者的同情、移情和共情等，因而也就很难轻易地获取患者的信任。除此之外，尽管人工智能可以快速收集信息帮助诊断，但医生所做的传统体检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神经病学领域，需要高水平的综合性、批判性思维。尽管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各种扫描技术来勘探人的疾病，但最后诊断仍然需要医生综合患者的疾病史、体检结果和辅助性讨论等做出综合的解释。

　　2015年发表在Nature杂志上的相关文章[6]就人工智能伦理提出以下问题：人工智能是否会因为太过于强大而超出人类能掌控的范围？机器人真的可以使人类的生活更为便利吗？它们是否是危险的？它们对人类会造成威胁吗？我们必须考虑人工智能机器人它们自身和受其影响并发生改变的人类制造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们应该拥有何种权利？它们应该如何处理与人类的关系？又如何处理人工智能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人类设计出具有危害性的机器人是道德和法律中的唯一危害性因素吗？机器人具备哪些特征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假如其具备基本“人格”的话，那么我们又该赋予其哪些权利和责任呢？我们人类对于机器人有特殊的道德义务吗？显然，这些问题直击人工智能应用中的伦理要害，不得不承认，我们需要做出进一步的反思与论证，才能保证人工智能不被错误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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