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学时期新写实主义理论的迷误

　　摘  要：1928年以来，按照主流理论说法，中国文学从“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为了与五四现实主义相区别，当时的左翼革命作家把苏联的左派幼稚病笼罩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新写实主义引进了中国，新写实主义理论无论在创作主体和创作方法的要求上，都违背了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的一种背叛，对中国后来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不良影响。 
　　关键词：新写实主义  集体作者  唯物辩证法指导 
　　1928年以来，按照主流理论说法，中国文学从“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当时中国的左翼文学家理论家如成仿吾、蒋光慈、李初梨、林伯修、勺水等满怀一种渴望与冲动的激情，极力表示对五四现实主义的批判。为了表示自己的理论主张与五四现实主义的区分，他们把苏联的左派幼稚病笼罩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新写实主义（又称无产阶级写实主义、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通过日本全盘移植到中国，这种激进的理论主张和当时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中存在的极左思想一拍即合，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诸多不良影响。 
　　一、新现实主义的创作主体：“集体作者” 
　　新写实主义在理论主张上高度强调作品的社会性，对于创作过程中作家的个性问题极力反对。他们把新写实主义定位为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反映。在新写实主义理论主张中，文学被赋予巨大的社会功能，左翼作家们认为“新发生的写实主义，自然和一切主义一样，都是负担着描写当时社会上最重大、最主要、最使人感激、最关多数人利害的事件的……在廿世纪里面，社会上最重大、最主要、最使人感激、最多数人利害的事件，实在就是无产者在帝国主义经济下面的被压，抵抗，抬头，失败，以及受难，等等的事件”[1]。而在对这些“最重大、最主要、最使人感激、最多数人利害”的事件的描写过程中，“应该站在社会及集团的观点上去描写，而不应该采用个人的及英雄的观点”[2]。在创作过程中，新写实主义理论对社会集体性的诉求达到了极端地步，其根源在于这一理论来源于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化派”，这种文学观念极力否定“资产阶级艺术”的“自由灵感”，认为无产阶级的艺术精神是“劳动的集体主义”，因而作家创作过程中应该从“劳动的集体主义”观点出发，认识和反映世界，在作为作者的个人背后隐藏的是“集体的作者”和“他的阶级”[3]。1926年，蒋光慈把这种观点引入中国，认为无产阶级作家都是集体主义者。在无产阶级的作品中只看到“我们”而看到作为个人的“我”。即使作品中出现“我”一字，也只不过是集体的附属物。甚至在文学表现的对象上，“主人翁应当是群众，而不是个人”[4]。在新写实主义者眼里，所谓作家的创作“个性”，就是表达的五四文学时期小资产阶级的兴趣与心态，那么在文学的创作中，个性化的东西是要不得的。由于创作主体的个性被抹杀，文学作品中个性就被社会性所掩盖或者驱除，创作主体的艺术精神——包括审美、情感、想象、体验丧失殆尽，所剩下的只是一种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表达，文学作品也就成为了一种精神的传声筒或“留声机”，人物活生生的性格被湮没在集体声音之中，勺水就曾经指出，“新写实派的作品当中可以没有一个确定的主人公”[5]。 
　　本质而言，文学创作的主体首先是具体的个人，即文学活动中作为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必然都是个体的活动每一位文学艺术家都是活生生的、不可重复的“自我”，文学创作过程中，正是由于作家对生活独特的感受和个性，使得作品具有独创性，“否认了作家的个体性，也就否定了文学创作的自主性和创造性”。[6]列宁曾经指出，“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与内容的广阔天地。”[7]由于过多对社会性、群体性的强调，新写实主义实际的创作普遍出现抹杀个性、凸显集体意志或者阶级意志的现象。对个性的排斥，导致作家缺乏心灵感悟的活力，所创作出来的作品成为一种模式化的新八股文章，缺乏审美价值，甚至不能算作文学作品。鲁迅曾经对之做过严厉的批评：“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的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够感动人了”[8]。这种创作的结果只能使文学创作的生命力萎缩，文学已经成为一种赤裸裸的工具、一种“文以载道”理论的极端化。其实质是文学观念的一种严重的倒退。 
　　二、新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唯物辩证法指导思想 
　　按照革命文学家们的观点，新写实主义之“新”，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是在无产阶级世界观、唯物辩证法指导之下的创作方法。“使新现实主义成为一种新的创作方法的，不是别的东西，而是新的正确的世界观——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9]这一提法最早出现在1928年全苏联第一次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的决议《文化革命与当代文学》之中，决议说：“只有受辩证法唯物主义方法指导的无产阶级作家能够创造出一个具有特殊风格的无产阶级文学流派。”[10]稍后，这一方法被确定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方法。从日本藏原惟人那里传来的新写实主义照搬了这一原则，要求文艺运动的布尔什维克化，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来认识世界，观察世界。思想的正确性成为文学创作的首要条件。这种掌握唯物辩证法的前提就是无产阶级作家必须有“明确的阶级观”，“作家必须站在战斗的无产者立场……只有在他具备了这种观点并始终如一地把它贯注于其作品中时，他才能成为彻底的现实主义者”。[11]在这里，唯物辩证法被移植到了文学创作之上，文学政治意识形态化被正式确立，在这种方法的指导下，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宣传、文学与世界观等内容被高度联系起来，成为同一个问题，新写实主义开始强调文学的党性、阶级性，把作家的世界观改造当成了头等大事看待，如钱杏邨所言：“应从社会科学——那种指导着现代俄国社会的各方面的社会科学——的思想学起，它是一种正确的认识世界、理解世界、并创造世界的方法——一种唯一的方法。”[12]“普罗列塔利亚作家必然的要先有坚强的意识，然后才会有良好的创作产生出来。所以，普罗列塔利亚作家，他必然的要用普罗列塔利亚的眼光去看世界，去感世界;同时，要用全体的并客观的方法，把这个世界描写出来。”[13]尽管很多理论家指出，新写实主义并非要求作家一定是无产者，但是由于唯物辩证法的指导思想，很容易使人用此标准去衡量作家的阶级性、党性与世界观，很容易引起无产阶级文学就必须由无产阶级来创作的理论误解。　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原则下，文学自身的规律被忽视，新写实主义把唯物主义同现实主义、唯心主义与浪漫主义简单地对立，把文学自身的问题转化成了哲学和政治问题，导致新写实主义创作过分强调作品的政治思想标准，而轻视甚至抛弃作品的艺术性和审美特质。诚然，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但是，“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14]，新写实主义混淆了经新写实主义理论指导的创作，普遍出现宣传化、口号化的倾向，实属必然。在对待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上，由于新写实主义过分强调作品内容也就是世界观的作用，忽视一般与个别之间的辨证关系，使作品成为理论的机械图解，使文学创作变成了政治口号的宣传。因此，作为一种极左思潮影响下的文学观念，新写实主义理论成了“整个无产阶级的宣传武器”，宣布文学的功能即是宣传思想观念，特别是对于政治思想观念的宣传，他们把文学作为政治阶级力量的组织工具。在这种工具论的支配之下，文学其实根本就没有自己独立存在的空间，它唯一的选择就是被革命的宣传者作为随便操纵的木偶。在此，我们从祝铭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定义中最能够清楚革命文学家的意图：“无产阶级文艺，是整个无产阶级宣传的武器”。[15]这种极左的革命文艺思想，对中国后来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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