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与质量视角下的学前教育发展——访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李子建

杨晓萍 李 敏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重庆400715；成都学院学前教育学院，成都 610106）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国家级贫困县学前教育普及模式研究”（批准号：DHA120235）

通讯作者：杨晓萍，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E-mail:xpyangmail@126.com

李子建，西南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西南大学教育学部亚太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历任香港教育学院副校长（学术）及课程与教学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同时是国内多所师范大学的兼任或客座教授。李子建教授的研究兴趣涵盖课程与教学、教育改革与学校改进、环境教育与可持续发展教育、教师发展等领域，著作十数种，论文100多篇。2008年，李子建教授及其团队主持的“优质教育跃进学校计划”获得优质教育基金杰出奖。

笔者与李教授结识于2002年，并有幸在此后一直与李教授保持着学术上的交流，得到了李教授多方面的引领和帮助，深感李教授从大教育和国际化的宏观视角对学前教育的审视能从多个方面使学前教育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改革实践大受其益。因此，借着2014年12月底李教授在西南大学工作期间，笔者与李教授围绕公平、质量、学前教育发展进行了一系列对话，现将这些对话整理成文，希望能够让更多读者从李教授的学术思想中获得启发。

一、关于学前教育公平的讨论

杨晓萍：尊敬的李子建教授，您好！非常高兴能够再次与您共同讨论学前教育领域的话题。作为对内地教育发展非常了解的学者，您肯定十分清楚，一直以来，尤其是自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实施之后，中国内地学前教育的战略发展高度关注公平与质量两大主题。就公平而言，政府推动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投入了大量财力，为不同背景的儿童，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儿童提供接受正规学前教育的机会，极大缓解了民众高度关注的“入园难、入园贵”等急迫问题。就您对教育公平的理解而言，您认为下一步中国内地在推进学前教育公平的进程中应当关注哪些核心问题？

李子建：我首先谈一下对“公平”的理解。中文中的“公平”一词在英文中有多种近似的翻译，而我的理解是“equality”。正如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提倡的“平等地对待平等的，不平等地对待不平等的”(To treat equals equally and to treat unequals unequally)，就“equality”举例来说，如果两个人是一样的，我们就一样对待他们，而如果两个人不一样，我们就需要以不一样的方式对待他们，所以公平并不仅仅是平均和平等，而包含了差别对待。如此一来，公平就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了。因为人本来就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个性、潜能、兴趣、需要都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就学前教育来讲，如果我们相信每个人的本质不一样的话，套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去看待这个问题，怎么样用不同的方法帮助儿童发挥他们的潜能就成为公平的核心。这可以称之为公平的个体层面( individual level)。但如果在国家背景下，又有不一样的理解。在中国，投人大量的财力为不同背景的儿童提供优质学前教育，就不是个别层次的问题，而是群组层面( group level)的问题了。低收人家庭的儿童是一种群组，少数民族的儿童又是一种群组。因此，我们看待教育公平问题，首先要看是什么层次的问题，否则对公平意涵的理解就会有差异。群组的理解可能具有国家或地区性质，希望从宏观的角度把他们放在同一个水平，并借助政策法规予以保障。比如美国的“开端计划”( Head Start)，试图让条件差的儿童在起步时与他们的同伴差不多，可以理解为一种补偿或者积极帮助的政策。这种做法是保证起点公平。

杨晓萍：李教授对教育公平的理解与罗尔斯《正义论》中的思想有一致的地方，如果仅仅追求平均或平等，或许反而不公平、不正义了，因为教育最终是为了支持和促使每个人的最大潜能的发展。另外，如您所言，我们还需要关注公平问题的不同维度，“个体一群组”是一种维度，“起点一过程一结果”也是一种维度。您提到了美国的“开端计划”，我们是否可以直接学习这样的做法呢？

李子建：“开端计划”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但是我们与美国面临的情况又不完全一样。举例来说，我们国家教育公平应该重点关注什么群组？根据我看过的文献，在西部的农村地区，对女童的教育还非常不充足。这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群组。另外，少数民族儿童、特殊需求儿童（包括天才儿童）等也是值得关注的群组，并且我们的少数民族与美国的族群问题又不一样。另一方面，即便锁定了某个值得关注的群组，在资源投入的时候也需要认真研究。例如，为了支持西部农村女童的学前教育，钱应该往哪个点上投放？据一些调研，越是低收人家庭，女童的受教育机会越少，这不单纯是经济问题，还有家长意识的问题。家长通常从整个家庭发展来对家庭资源进行分配，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可能首先牺牲的就是女童的入学机会。想一想，该把钱放在哪个点上呢？是放在家长身上，还是放在幼儿园，还是放在政府层面去推动？如果放在家长身上，家长的观念和决定就很重要。如果放在学校，学校的设施设备、师资培养得到提高是好事，但这能不能保证女童有同一的教育机会呢？所以，国家投入大量财力是好事，能够促进起点公平，但是其中的很多过程，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家庭的决定、宗教文化的影响等，会使得不同群组和个体获得的机会并不一样。我指的机会不只是上学的机会，还包括在入学过程中能不能将他的兴趣潜能发挥出来的机会。这就是个人和组织层次的问题了，它蕴含在教育过程里面。让孩子有机会读书是好事，但是在念书的过程中能不能将个人兴趣、潜能发挥出来，这对以后个人的发展至关重要。

杨晓萍：确实如此，宏观层面的教育公平问题，最终总是与微观个体层面的公平问题相联系。如您所言，当前我国需要特别关注女童教育问题、少数民族学前教育发展问题以及有特殊需要儿童的学前教育问题，并且需要考究资源投放方式，以及这些宏观问题与微观层面教育公平的关联。李教授能不能介绍一下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这些方面有哪些值得参考或借鉴的策略？

李子建：就机会公平而言，主要应通过法律予以保障。通过完整立法和严格执法，确保每个儿童可以进入幼儿园，这就是法律的保障。当然法律需要很多配套措施，比如政府执法问题，如果父母不送儿童人园怎么办？这个问题需要综合考虑。教育规划纲要有一个目标是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它所涉及到的普及率，就是在试图用法律方法保证儿童有机会上学。当然，我们实际上还需要一部完整的《学前教育法》。另外，在机会问题里面也包括了理想的学前教育的开始，也就是质量的问题，使得儿童从五个方面有着“理想的开端”，即部分国际组织和国家所倡导的“strong start，healthy start，sensi-tive start，smart start，and connected start”。真的要发挥出潜能，你就要给儿童一个好的开始，而不仅仅是一个机会。就21世纪而言，国外很多学者和学术团体讨论其对于人的要求，提出了诸如内省的能力（自我学习、自我管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思考的技能、认知方面的能力等。我觉得这是结果方面的，而这些结果的取得则需要课程与教学、教师以及学校领导等方面去支持。从我参与幼儿园教师国家培训的情况看，部分教师可能没有足够的前瞻意识，他们不大清楚儿童发展的关键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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