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过程以及内容讲义1

新文化运动过程以及内容讲义

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1、先导：20世纪初期梁启超等人创办报刊，撰写许多明快动人的文章，介绍和鼓吹西方主义新思想、新文化。提倡“新文体”“诗界革命”（以比较通俗而富有煽动力的文字运载新思想，平易畅达，词汇丰富，句法灵活，艺术手段多种多样，自由大胆地抒写己见，极具煽动力、感染力）

2、序曲：辛亥革命时期，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为主力的而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章太炎、邹容等人。

3、直接的导火索：尊孔复古逆流。辛亥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为了政治上的独裁的统治，在思想领域卷起了一股尊孔复古逆流。

A、袁世凯在《宪法草案》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本。次年袁世凯又令全国学校都要“尊孔尚孟”。从1912年，各地纷纷成立了各种名目的尊孔复古组织：孔教会、孔道会、孔社、宗圣会、尊崇孔道会、经学会、读经会等等。影响最大的是康有为的孔教会。主办《不忍》杂志，连篇累牍攻击共和政体、鼓吹非孔教、非复辟不能救中国。

B、运用在政府国家机器摧残资产阶级新文化。一些进步报刊遭到封闭，许多进步人士被逮捕或枪杀，进步报纸的数量大大减少。

总之，这种尊孔复古逆流，使形形色色的封建余孽粉墨登场，封建沉渣泛起，进步的民主思想逐步低沉，社会乌烟瘴气。新文化运动呼之欲出。

4、开始兴起：为了反击这股反动思潮和寻求民族复兴的道路，激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挺身而出，发动了一场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 A、1914至1915年间，中华革命党东京《民国杂志》（孙中山办的，作为新党机关刊物）、上海《民国日报》，反抗袁世凯集团的反动统治，反对专制，鼓吹家里真正的民国。 B、1914年5月，《甲寅》，章士钊主笔，成为欧事研究会的喉舌。 C、标志：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 向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发起攻击的挑战书——《敬告青年》（陈独秀发表在创刊号上，以人权为核心，以民主与科学为口号，举起新文化运动的大旗）； 1916年，从第二卷开始，《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 1917年，陈应蔡元培聘请，担任北大文科学长（院长），随即，《新青年》编辑部由上海迁到北京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新文化人士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也加入了编辑撰稿； 1918年底，《新青年》从第六卷起成立了编委会，由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陈独秀、胡适、六人轮流主编。

郭湛波《五十年中国思想之演变》中将新文化运动分为三个时期：1915——1917，陈独自编著；1917——1920，与北大同事共同编著；1920——，共产主义宣传刊物。

传统观点，就是将新文化运动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到1919五四运动之后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新文化运动是作为辛亥革命的补课而出现的。彭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 ※再造文明的尝试。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 二、新文化运动的内容 （一）、要求人权，提倡民主与科学。 1、人权。

陈独秀当时提出人权思想，有两层含义，一是追求个性解放，要求自由平等博爱的天赋人权；一是反对专制统治，要求政治民主。

他在《敬告青年》中对国人特别是青年提出六点要求：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六点希望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过时，时至今日，依旧可以使我们当代大学生应该践行的行为准则。这是要求我们青年人觉悟。要求个性解放，要求人权，就是要求我们整体国民在封建礼教的桎梏中逃离出来，真正的自觉并觉悟，这种自觉不仅仅是群体也是个人自己的自觉，不仅仅是对国家之自觉，也是社会之自觉，个人之自觉，这种觉悟是伦理的觉悟，文化的觉悟，人生的觉悟，真正的达到最后的觉悟。

当然，这种自觉与觉悟显然是与我们古老文明所宣扬的三纲五常，专制集权所不符合，这也正是我们文明逐渐衰弱的原因根本所在，在于思想的越来越堕化，这在当时那个时代，已经是为时势所不允许，只有自主的独立人格，采取进步的立场，和进取的姿态，才能追赶上世界的潮流。因此，陈独秀认为，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权思想，是近世文明的精华，是医治当时社会的一剂良药。 2、民主。

两层含义，一是就国家而言，即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建立自由民主平等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一是就个人而言，不仅要获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民主，还要获得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做一个自主自由的人。这两方面相辅相成，民主政治必须以国民性格的独立、而个性解放为基础，而国民性的改造又必须以民主政治为保障。胡适：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自由！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这些话都很好的验证了这二者之间关系。

民主的内容，陈独秀曾经这样概括：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平等人权是针对封建等级制度和特权人治，要求实行法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独立人格，就是反对封建伦理纲常和人身依附关系，实行个性解放，发挥人的主体意识和主观能动性；思想自由就是反对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独立思考，言论自由，以促进思想文化的进步。

陈独秀在《吾人至最后觉悟》一文中指出：中国欲求生存，必须抛弃数千年相传的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实行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他要人民积极干预政治，不要把实现民主共和的希望寄托在“善良政府，贤人政治”上。李大钊在《民彝与政治》（民彝，人与人之间相处得道德人论规范）一文中说：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死。并在文中长篇对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为中国国势“神衰力竭，气尽能索”，中国国民“死灰槁木，奄奄待亡”都是因为“君主专制之祸”。因此，他号召全国人民抛弃专制之政体，“再造中国之新政体”。简言之，就是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来取代君主专制政治。 3、科学。

两层含义，一是之具体的自然科学知识；一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的科学更多的是侧重于一种科学的额方法态度，一种科学的人生观。 A、 用科学的法则来认识客观事物。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说：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

罔不诉之于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循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这就是说，只有用科学的法则来观察事物才能使人们的思想言行遵循理性的原则，从而摒弃迷信和盲从无知的风气。只有科学，才能根治“无常

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 B、 反对各种愚昧和鬼神迷信。中国历史上鬼神思想一直很盛行，统治者利用鬼神思想，只

是系统化、宗教化，提高自己地位，把皇权神圣化，对人民实行愚民政策，以维护其统治的长治久安。在辛亥革命之后，伴随着尊孔读经的潮流，鬼神迷信思想沉渣泛起。1919年出现了“灵学会”，并创办了《灵学》杂志，公然宣扬神鬼之说，各种荒诞滑稽的谬论，于是，新文化运动者就以科学为武器给予迎头痛击。陈独秀在《有鬼论质疑》一文一连向有鬼论者提出了8个问题，指出有鬼论本身的矛盾，并指责“灵学”是奸民作伪，用以欺人牟利，是一群“妖孽”。号召青年与这群妖孽作斗争“剿灭这种最野蛮的邪教和这班兴妖作怪胡说八道的魔”。易白沙也在《诸子无鬼论》中介绍了中国历史上的无鬼论学说，指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证明，鬼神之势大张，国家之运告终。鲁迅也在《随感录》中指出：只有宣扬科学，反对鬼神迷信才能救中国。这些有利的批驳，打击了灵学排的气焰，保卫了科学的权威，推动了科学知识的传播。 C、 对宗教实质和偶像崇拜进行了揭露和批判。陈独秀在《再论孔子问题》一文中，阐述了

他对与宗教和科学的态度，在他看来，宗教是一种部分的、一时的、当然的人为法则，他只行之国土的一时期，绝非普遍永久必然音。他主张，以科学代宗教，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在《偶像破坏论》宣告一切宗教都是骗人的偶像，“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仙鬼怪，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还从哲学角度分析了宗教的虚伪，他认为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不以物质为转移的。李大钊也对宗教迷信和偶像崇拜进行批判。他认为宇宙乃无始无终自然的存在，要遵循一定的自然法则发生变化。他还从物质与经济的方面去寻找宗教产生的原因，人为宗教的产生与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低下密切相关。因此，他大力呼吁崇拜真理，号召青年人要破除偶像崇拜，要不怕社会舆论的压迫，也不要估计法律的禁止，以勇往直前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去追求真理。

D、 大力宣传进化论，号召青年人建立科学的人生观。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都受到进化论的影

响颇多。陈独秀认为：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如水之逝，如矢之行，时时相续，时时变易。因此，个人、民族要生存要发展，就要努力奋斗，克服保守。他还号召青年树立科学的生死观，指出个人的生死是有限的而人类全体的生命是无限的，这是由进化的规律和物质实际的永恒决定的。李大钊以进化论为武器，大力宣传积极进取和乐观主义的人生观，反动消极、保守、落后的人生态度。他认为事物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新事物必然战胜和代替旧的事物，同时，他又认为社会生活的新陈代谢是要付出代价的。他告诫青年人应该珍惜青春，不要坐令似水年华，滔滔东去，同时也不要畏惧老死，到年纪老了，也不必恢肠断气，要永葆青春活力，做到：生于清纯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 （二）、对以孔教为代表的封建礼教的批判。

历来的统治者和北洋军阀都把孔子之说作为维护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而且，尊孔复古逆流的沉渣泛起，因此，新文化运动自然要把斗争矛头指向孔孟之道，从而开展了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批判。最先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的是吴虞，被胡适誉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对于这个口号，需要注意，打倒孔家店，并不仅仅指的是孔子本人和儒家，激进民主主义者提出这句话的本意是批判在孔子背后的被历代统治者利用的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封建纲常伦理，并不是要打倒孔子本人的人身攻击，也不是要全面的打倒儒家，只是孔子被封建的统治着利用了，他被神化了几千年，在他不合时代潮流的时候，自然也要承受走下神坛的痛苦。在这方面，清华大学教授欧阳军喜在《历史与反思》中这样分析到：总的看来，陈独秀等的对于儒学的攻击只涉及伦理方面而不涉及宇宙观和人性论，而且在伦理层面中只批评了那种以纲常名教为中心社会约束性道德，而没有涉及以“仁”“诚”为中心的精神超

越性道德，对儒学的道德基础，即人禽之辨、文野之分、义利之分、不仅没有否定，而且还是给与充分肯定的。所以说，打倒孔家店最激烈的吴虞也说：我们今日所攻击的乃是礼教，不是礼仪。

1、 对封建礼教和家庭制度进行抨击。

吴虞认为封建礼教的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是违背平等博爱原则，“俾安卑贱，弗与其事，平等之谊，何以自生？阶级尊严，则博爱之言，终成虚设”让下层人民安于贫贱，就谈不上平等，保持上层等级的尊严也谈不上博爱。陈独秀也指出封建礼教“别尊卑，重阶级”是反对民权思想的学说，共和宪政是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的，与三纲五常和等级制度是绝对不相容的。鲁迅则主要是运用用他的文学作品深刻揭露专制和封建礼教的罪恶。他的《狂人日记》无情的揭露出封建礼教和仁义道德的吃人的本质。吴虞对此深受触动，写了《吃人与礼教》用大量历史证明中国专制统治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讲礼仪。鲁迅和吴虞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将新文化运动对空教的批判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

陈独秀还指出，中国古代的宗法社会，以家庭为本位，而无个人权利，造成损坏了个人的独立和自尊的人格，中国要独立，就必须“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

2、 批判了夫权主义对于妇女的摧残与毒害，对妇女解放问题、家庭问题、婚恋问题进行热

议。

陈独秀认为，封建礼教是压迫妇女的精神枷锁，也是妇女独立自营生活的障碍。还揭露了要求妇女“从一而终”造成了许多妇女“身体精神俱呈异态”，他愤怒的谴责：此乃孔子之礼教赐也！李大钊也对封建礼教下男女不平等和妇女的压制进行了揭露。他主张废除封建礼教，实现良性之间的民主。鲁迅也在《我的节烈观》批判了封建礼教强加于妇女的“节烈观”。吴虞在《女权评议》中也批判了“夫为妻纲”封建理念。胡适也以美国式的民主自由思想驳斥了封建礼教的贞操观念。 （三）、以人为核心的文学革命

胡适、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中首倡“文学革命”的战将。1917年1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首举义旗。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全面打响了文学革命的战旗成文学革命的纲领。

1、文体形式上，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努力建设白话文学，编写白话文教科书、字典。 在《新青年》的大力提倡下，开始行成龙的用白话文宣传新思想的一代新风。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钱玄同，特别是鲁迅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陈独秀的主持下，《新青年》从1918年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

2、文学内容的改革，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以人为核心的新文学观，进一步启迪人们的自主人格和民主权利。他们首先提倡“国民文学”即平民文学，描写人民的真实生活，反映人间的悲欢离合，主张表现一律平等的人的道德，而不是封建纲常道德。其次文学要有理想，新文学要鼓舞人们反对旧制度，追求和创造新生活。再者，要有人道主义反对奴性，提倡个性解放和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自主人格。

胡适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并率先用白话文发表文学剧本和理论文章，胡适不仅仅是改革文风的倡导人，也是新文化领域的开拓者。周作人《人的文学》提出了人道主义的文学思想，接着又写了《思想改革》《平民文学》《新文学的要求》等文，产生很大影响。他撰写的散文《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等散文集，评击时弊，反思过去，暴露黑暗，讴歌光明，而且文字优美，意境深邃，受到青年普遍喜爱。钱玄同以激进的文学改革家而闻名，他反对国粹，主张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他当时发表了很多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章。鲁迅之中国革命文坛的主将，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出色的将反封建的革命内容与白话文的形式结合起来，他的小说和杂文对旧社会和旧文学进行了尖锐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成为新文学的典范。

（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新文化运动的新高潮。 在新文化运动进军中，传来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此后，马克思注意在中国开始传播开来。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的名字和著作就已经开始在中国某些进步刊物上出现过，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些激进人士也曾较早的谈到过马克思及其学说，但当时没有得到系统的传播，没有形成思想运动，直到十月革命之后，才能够得以快速传播。从1918年起，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宣传，她们并于同年12月份创刊专门介绍马克思主义、发表政治主张的《每周评论》。1918年7月，他在《言治季刊》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指出了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欢呼：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唯有翘首以盼以应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表达了希望中国人民迎接新的潮流的愿望。11月，北京群众在天安门前庆祝欧战胜利大会，李大钊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同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对世界的前途充满信心，欢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两篇文章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初步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三者是不可分割的，而阶级斗争学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院里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李大钊还组织了“马客士主义研究会”，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在李大钊主持下，《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专栏，刊载马克思主义译文。1919年7月，由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对传播马克思主义也有重要作用。 三、东西方文化论战 自从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对新文化运动的批判也随之而来。首先起来批判新文化运动的是一些古文家为代表人物的“国故派”严复和林纾刘师培；之后遭到了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杂志派；梁启超、梁漱溟、章士钊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以梅光迪、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等等。 1、 最早批评新文化运动——严复、林纾。二人同出吴汝纶门下，同为桐城派嫡传。眼福是

在与友人心中表达了其反对意见，并未公开。而林琴南则是公开致信蔡元培职指责新文化运动颠覆孔教，铲除伦理。并采取了较为低劣的手段，《妖梦》编小说影射，攻击新文化运动者。

2、 第一个真正的对手——杜亚泉及其主编的《东方杂志》。杜亚泉1912年起主编《东方杂

志》，1916年开始撰文批评新文化运动。最激烈的几篇是《迷乱之现代人心》《中西文明之评判》《功利主义与学术》，其主要观点是：中国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乃性质差异而非程度差异，动的文明要以静的文明为基础。中国文明重精神，西方文明重物质。指责新思想、新文化的传入，破坏了以儒家思想为举国上下衡量是非的统一标准，造成了人心迷乱，国是丧失，精神破产。要结束此局面，必须以儒家为“统整”，是西方学说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其实质就是：中体西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现。陈独秀李大钊等对此立即作出反应：《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陈独秀）《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李大钊虽然也认为中国文明主静，西方文明主动，但是，在他看来，中国静的文明在精神之处已处于屈败之势，而动的文明较之我们，实居优越之域。在此基础上，他提出：竭力以受西方动的文明，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并号召青年全力以赴研究西方文明中的科学精神，对静止观念、怠惰态度实行根本的扫荡。陈独秀则是针对《东方杂志》说西方文明重功利，只重物质进行批驳：以是否重精神或物质来区分与评判东西文化的优劣是没有道理的。而且严厉的批驳了杜亚泉所谓的输入西方文明引起精神破产、人心迷乱说法：文艺复兴后的欧洲，显然已胜过中国文明，若不输入西方文明，固有的文明能保存民族竞存于20世纪嘛？在这场论战中，陈独秀还断然主张：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鬼话来捣乱。这句话被当做全盘西化开先河的过激言论。

但是在那种极其尖锐的思想氛围中，这种言论是可以理解的。中国一向是并秉承传统的中庸思想，强调持中调和，不求激进，所以，在发出一个口号的时候，在实行中真的能做到的也就百分之五十，这还是好的，所以，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发出这样的呐喊既是思想还不成熟的表现，也是一种对于传统文化深刻理解而采取的措施，这种激进但是对传统国民的麻木的对策。

3、 五四运动之后的东方文化派。由于五四运动新潮流的冲击，完全决绝新文化已经成为不

可能，于是1919年东方文化派以章士钊为代表又提出了：新旧调和的理论。他们认为：不有旧绝不能有新，不善于保旧绝不能迎新。但是这种说法只不过是中体西用在新的形势下的翻版，其实质还是要遏制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1920年，梁启超旅游欧洲回国，发表了《欧游心影录》认为，经过一战的以民主科学为基础的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中国不应该盲目仿效病态的西方，而应该发扬光大本国固有精神文明，从而提出了中西文化化和说。同年，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从理论上反对新文化运动，维护儒家文化。 他全面阐述了自己对于东西方文化的理解，西洋文化是向前的要求，印度文化是向后要求，中国文化是持中调和的。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梁漱溟是第一位有系统的有理论的维护儒家文化的学者。 4、 学衡派。东方杂志之后批判新文化运动最激烈的就是：《学衡》宗旨是“论究学术，阐

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主要的撰稿人是梅光迪、吴宓、胡先骕、汤用彤等。他们虽然认为中国学术必将受到西方文化濡染，非退故变新，不足以应无穷之变。但是，对于陈独秀等人的新文化运动却不以为然，认定其偏激，因而，更感到：欲融于西方社会，以俊发国人情思，必须高瞻远瞩，斟酌损益。

评价：在这场东西方文化论战中，表面上，新文化运动者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批判旧思想旧文化，无疑是社会发展的潮流，是主流，但是在论战中有不可避免的起到了矫枉过正的作用，存在着绝对化、简单化的缺点，反对派中，大家看到了文化的传承性和民族性，而且随着论战的深入，不只是简单地反对西方文化，而是开始深入的去认识理解思考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这才是最大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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