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羊肉泡馍”说到文化资源的善用

    电视剧《走西口》的主人公以山西人为主体，不少陕西观众看了以后，不免为陕西失去“走西口”这种文化资源而惋惜。其实，“秦晋之好”作为历史美谈早已家喻户晓，秦商与晋商素以山陕商人并列，“走西口”作为文化资源在秦晋之间是水乳交融的，关键是如何善用的问题。比如“羊肉泡”，同为陕西人与山西人喜好的面食，而背后蕴含的故事就有所不同，陕西商界如果不解决好善用的问题，那很可能在对于“羊肉泡”文化资源的利用中被继续边缘化。

    近代以来，羊肉泡馍是驰名中外的西安饮食。传说牛羊肉泡馍是在公元前11世纪古代“牛羊羹”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西周时曾将“牛羊羹”列为国王、诸侯的“礼馔”。据《宋书》记载，南北朝时，毛修之因向宋武帝献上牛羊羹这一绝味，竞被武帝封为太官史，后又升为尚书光禄大夫。后传大宋皇帝赵匡胤称帝前受困于长安，终日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一日来到一家正在煮制牛羊肉的店铺前徘徊。掌柜见其可怜，遂让其把自带的干馍掰碎，然后给他浇了一勺滚热肉汤放在火上煮透。赵匡胤狼吞虎咽地吞食，感到它是天下最好吃的美食。后来，赵匡胤黄袍加身，做了皇帝。一日路过长安，他仍不忘当年在这里吃过的牛羊肉煮馍，同文武大臣专门找到这家饭铺饱餐一顿，仍感鲜美无比，胜过山珍海味，便重赏了这家店铺的掌柜。

    在山西，大凡到过关公故里运城的人，对那里的美食羊肉泡馍都有深刻的印象。相传关公为了除掉解州一霸吕熊，打了一把82斤重的青龙偃月刀，于5月26号那一天试刀。乡亲们听说后便把家里的羊牵来，供关公试刀。关公手起刀落，连挥几刀，早有六七只羊头落地。细看青龙偃月刀，刃不沾血，刀不卷刃，乡亲们齐声欢呼。有人提议，找来几口大锅，把杀掉的羊煮熟了，全村人分享，为关公壮行。于是鲜香辣烫的解州羊肉泡馍诞生了。当晚，关公手提青龙偃月刀闯进解州城，一口气将吕熊全家108口人斩尽杀绝。随即，关公逃至北相街头。当日正值北相集市，关公又乏又饿，看见店家支着一口大锅，里面烩得是豆腐、粉条和菜蔬，便买了两晚吃。吃完后觉得没有昨天在村里吃得香，他便建议店家在烩锅里加上羊肉煮。店家得知这位就是为民除害的大英雄关公，便按他的指点做了，结果大受欢迎。于是又有了北相羊肉泡馍，流传至今。

    单就羊肉泡馍来说，西安是单碗烩，运城是大锅煮，各有风味，不必厚此薄彼。但是就两者背后流传的故事来看，其间的区别耐人寻味。首先，前者的传说反映了古代帝王之都的文化特色，都与帝王大统有关；后者则与山西人崇敬关公的习俗有关，反映了民间除暴安良的美好愿望。其次，前者的传说都在努力与帝王攀亲，与“牛羊羹”以体力劳动者为主体的饮食定位略显牵强；后者的传奇似乎更接近普通大众的生活，将民风民俗与饮食习惯比较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再次，在前者的传说中，其隐含的参照系显然是官本位，更容易使人怀思古之幽情；而在后者的故事里，隐含的参照系是一个“义”字，更容易使人关注现在。两者的区别体现了文化资源的多元并存，可以相互媲美，但是如果以当前商品经济的内在逻辑为标准，后者似乎更易于或者便于传播。

    当然，作为一种制作技艺，西安“同盛祥”牛羊肉泡馍作为西安牛羊肉泡馍的代表，在2008年已经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独特的地位已尘埃落定。但是，西安羊肉泡馍走出潼关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至今仍然是商家的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电视剧《走西口》在全国的走红告诉我们，对其文化资源的利用似乎可以作为羊肉泡馍走向世界的一个突破口。我们有理由针对于此为陕商加油：一方面，有关商家应当积极与文化部门配合，加大为文化搭台的力度，以便商家自己更好地唱戏；另一方面，无论是陕西的商家还是文艺家，都不能局限于帝王古都思维，应当更新思想观念，善于兼收并蓄，把握时代脉搏，贴近生活，以便把丰厚的文化资源转变成现实的竞争优势。否则，当别人再像《走西口》那样翻唱一出“羊肉泡”的大戏后，自己又将是一番惋惜。在文化资源的善用方面，岂止羊肉泡馍是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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