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悖论”与构建服务型政府(2)

　　不难看出，制度创新的本意就是通过激励和约束的变革来影响个人可选择的行为集合与决策方向，左右成本——收益的经济计算，进而影响个人的理性选择。从而，我们就找到了制度创新的微观理论基础，其可操作的工具就是激励与约束，在这里需要遵守两个原则：1．激励与约束中承诺的可信性原则；2．在制度安排中要把握权、责、利的匹配均等化原则。 
　　 
　　三、政府职能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步步深入，我国先后于1982、1988、1993和1998年进行了4次大的政府机构改革，在协调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规范政府职能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宏观环境的限制，政府管理体制仍有较强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烙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适应。鉴于此，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这表明，我国的政府职能正在由原先的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服务型政府的特点：
　　(一)服务型政府是法治的政府 
　　如果政府强大到足以保证游戏规则得以实施，它也就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不惜以整个社会的福利为代价来实现它自己的目标。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强大但受到约束的政府。法治正是通过预先制定的规则来划分政府和个人的权利范围，建立决策和解决纠纷的程序，使政府受到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相信自己的产权会受到政府较好的保护，相信游戏规则的公平性并易于形成稳定的预期收益，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法治造就了一个有限与有效的政府。 
　　(二)服务型政府是服务的政府 
　　我国之所以要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是基于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太多的管制不仅大大增加了经济人在逐利的过程中的交易成本，而且使大量的资源用于非生产性活动，为腐败的盛行大开方便之门，从而有损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实现。服务型政府正是基于与民让利、不与民争利的原则，凡是能由市场去做的就让市场去做，努力当好“守夜人”与“裁判员”的角色。当然，服务型政府并不排除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三)服务型政府是民本的政府 
　　我国立党、施政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样体现着民本的思想，即人民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体，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富民为目标。故而，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模式就是以民为本，为人民提供公共产品，为人民搞好公共服务，让人民富裕起来，以富民为目标。这说明了我国不是单一追求经济增长，而是把人民的衣食住行放在第一位。 
　　四、从微观的角度谈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综上所述，从国家悖论到制度创新，从制度创新再到个人的理性选择，我们找到了一条逻辑链条，其核心就是激励和约束。而激励和约束的对象只能是单个活生生的人，有着自私、理性、机会主义的行为假定。我们不能只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泛泛地来谈服务型政府的构建，而应该更深层次地探求其微观层面的可行性。 
　　政府决策集团和政府公务员作为经济人，在其向政府出卖劳动力的同时要求最大限度实现自身的劳动力价值，这在市场经济下具有合理性。我们不能要求政府公务员只拿工人的平均工资，更不能要求政府决策集团只做“无私奉献”，不考虑他们的劳动力价值。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并立足于建设一支高效、廉洁的公务员队伍，才能把由此产生的“国家悖论”的表现控制在最低限度。这里我们从激励和约束政府决策集团和政府公务员的角度来分析如何构建服务型政府： 
　　(一)适当地拉开收入分配差距，使公务员的报酬与普通工人的工资形成较大的差距 
　　即使短期内无法实现高薪养廉，也要使公务员的工资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增加公务员寻租、设租的机会成本，使其不愿意丢掉公务员饭碗。并且，在劳动力市场上使公务员成为人人羡慕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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