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适用标准的理论与实践(6)

　　(二)死刑适用成本要适度 
　　“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是我国对死刑的一贯政策，将因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案件与社会上严重危害治安的案件在适用死刑时加以区别是我国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早在1999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就明确规定：“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应当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案件有所区别。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个规定对后来的死刑控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召开了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等一系列重要刑事工作会议，对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正确适用死刑，贯彻我国的刑事政策均发挥了重要作用。2006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第五次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会议明确要求:“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起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 
　　当前，农民、农民工、无业人员占罪犯人数的比例相当高。这反映了我国犯罪成员的基本情况，这些人群受教育少，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相对较差，社会保障不到位，法律意识淡薄，是导致犯罪的主要原因。对此，应针对其不同的犯罪原因、犯罪情节、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在适用死刑时要特别慎重，以符合“最大限度地分化瓦解犯罪分子，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的死刑适用成本 
　　(三)死刑适用平衡方法要适度 
　　我国历来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案件，一般表明被告人主观恶性极深，反之，不杀能够获得受害人及社会谅解的，一般表明被告人主观恶性相对而言非极恶，被害人谅解作为反映被告人主观恶性的因素，在适用死刑问题上予以考虑是正当的，也是裁判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要求。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保护被告人的人权，虽然他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其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仍应予以保障。 
　　(四)死刑适用对受害人的保护要适度 
　　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是有受害人的犯罪。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害人的过错行为引发案件的屡见不鲜，其中有的受害人具有明显的过错或对于矛盾激化负有直接的责任。20世纪4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对受害人的保护日益重视，对于受害人意见的重视及其在刑罚适用中的体现，是近年来国际社会受害人保护运动的重要内容以及受害人学的研究、发展的结果。受害人过错是指刑事案件中对犯罪的发生或恶化起负面作用的受害人应受非难的行为。受害人过错是一种对引发犯罪具有直接或间接作用的行为，受害人的过错行为是在其主观意志支配下实施的行为；受害人的过错是一种在法律或道德上应受否定评价的行为。 
　　司法实践中，受害人只是一般过错，过错程度轻微，尚不足以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的发生、行为方式和侵害程度产生较大影响的，一般不考虑过错情节而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罚；受害人存在严重的过错，对犯罪的发生具有刺激作用，直接导致被告人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的主观故意的产生，被告人在激情之下实施犯罪，对此类案件的被告人在适用死刑时应从轻或减轻处罚，例如被告人王某与陈某2005年春结婚，婚后不久陈某即与别人通奸并离家出走。2005年9月，陈某发现自己怀孕后返回娘家。次日，王某陪同陈某去医院做人流手术，陈某对王某使用侮辱性语言引发口角，陈某的父亲上来殴打王某。王某激愤之下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朝陈父胸部捅刺，致其失血性休克死亡。本案中，陈某通奸、出走，使用侮辱性语言，以及陈父的殴打行为，是引发本案的主要原因，受害人足以构成严重过错，对被告人应当从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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