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金融、制度环境与地区经济增长

摘要：本文以中共中央统战部等4家机构对全国范围内的民营企业进行调研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民间金融、制度环境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地区制度环境越差，民营企业越倾向于采用民间金融融通资金；民间金融对于民营企业的业绩具有负面的影响，从而会对当地经济的增长产生负向作用；但是，如果民间金融能够被良好的制度环境所约束，其对于地区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就会被显著削弱。本文的研究证实了省级层面制度环境的差异，会对民间金融的经济后果产生不同影响。

　　关键词：民间金融制度环境经济增长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快速增长，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相对于大型的国有企业而言，中国的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由于其经营不稳定，透明度较低以及缺少充足的抵押物等原因，难以从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获取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林毅夫、孙希芳，2005），长期以来面临较为严重的融资约束。民营企业对于资金的大量需求引发了民间金融的高速发展。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针对6300多家民间融资的资金融入方（企业）和资金融出方（民间融资中介机构）进行了专项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11年5月末，全国的民间融资总量约3.38万亿元，占当期贷款余额6.7%，占企业贷款余额比重为10.2%。由此可见，民间金融已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创立和成长的重要资金来源，在缓解企业资金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民间金融的高利率特征，由此引发的违约风险也开始引起实务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最近几年江浙、内蒙古等地的民营企业家由于过度依赖民间借贷而诱发的跑路事件，更促使政府参与整顿民间金融，使其规范化发展。近年来，民间金融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因此，立足当前中国制度背景，深入探析民间金融形成的动因以及可能产生的微观及宏观经济后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由于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为了降低自身的经营风险，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危险，将会采取信贷配给政策，使得信息不对称程度更大的中小企业面临更为严重的信贷配给约束（Stiglitz and Weiss，1981）。而民间金融通常是以个体信用为基础，这种个体信用通过文化、习俗、地缘、亲缘等社会关系网络建立起来。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民间金融在收集中小企业“软信息”方面具有优势，这成为其广泛存在的重要原因（林毅夫、孙希芳，2005）。目前，国内学者对民间金融的研究多集中在民间金融产生缘由及其演进路径的理论分析（姜旭朝、丁昌锋，2004；王曙光、邓一婷，2007），仅有的实证研究样本也多侧重于江浙地区（郭斌、刘曼路，2002），缺少从制度环境视角对民间金融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进行系统性研究。已有研究表明，对于转型经济中经济行为的研究，制度环境是一项重要的决定因素（La Porta et al.，1998）。民间金融作为企业的一项融资决策，也必然会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从理论上说，在一个统一的经济体内，各经济主体赖以活动的制度环境应当没有重大差异。但是，中国的情况却并非如此。由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政府推动、主要依靠政策规范和法令来展开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因此，中央政府在推进改革过程中的非均衡性策略性选择，以及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各级政府行为的差异，势必对各地区经济、金融、社会、法治以及其他制度环境造成不同的影响（李扬等，2005）。正是中国不同地区制度环境存在较大差异，这为我们分析各地区制度环境好坏如何影响民营企业的民间金融行为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机遇。鉴于此，本文研究的第一个主题是：中国各地区的制度环境差异是否会影响民营企业的民间金融行为？民营企业的民间金融行为会对企业业绩产生何种影响？

　　有关金融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已经证实了金融发展对一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Levine，1997；Rajan and Zingales，1998）。国内学者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大量检验，同样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谈儒勇，1999；沈坤荣、孙文杰，2004），但是，目前国内学者大多是从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视角关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王晋斌，2007；林毅夫、孙希芳，2008），对非正式金融的作用机理还缺少深入的分析。民间金融作为一种正规金融的替代机制，其对一国经济增长会起到何种作用？中国作为转轨经济中迅速崛起的新兴市场化国家，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并非均衡发展。那么，民营企业的民间金融行为将会促进还是阻碍地区经济增长？不同的制度环境下，民营企业的民间金融行为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否会发生变化？这将成为本文研究的第二个主题。

　　从内涵上看，民间金融作为一种非正式金融，是与正规金融相对应的且普遍存在的一种金融活动。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并没有对非正式金融或民间金融给出严格的标准化定义，但是大多数学者一致认为非正式金融一般是指那些没有被一国央行或银行监管当局所控制的金融活动，其主要特征包括：利率一般高于金融市场利率，融资不需要抵押品，借贷合同制定灵活，借款合约的履行主要依赖当地的某种社会机制而非国家法律体系等（Ayya?gari et al.，2008；潘士远、罗德明，2006）。民间金融的主要形式包括民间借贷、各种互助会（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s，ROSCAs）、私人钱庄、典当行等（World Bank，1997；林毅夫、孙希芳，2005）。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现有的法律体系并没有对各种形式的民间金融是否合法给出明确的界定，只是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非法集资行为界定为犯罪活动，并颁布了具体的司法解释①。然而，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本文所关注的是正常的民间金融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而不是非法集资，关于正常民间金融与非法集资两者详尽的法律边界的讨论并非本文所关注的重点。

　　国内已有研究表明，对于中国民营企业而言，民间借贷已逐渐成为其利用民间金融获取资金的主要方式（郭斌、刘曼路，2002）。因此，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以及已有对于民间金融的相关研究（Ayy?agari et al.，2008；姜旭朝、丁昌锋，2004），本文采用较为狭义的民间金融概念，将其具体界定为企业向非正规金融机构进行借贷的行为。这里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借贷，是指企业向除了国家法定的各种商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之外的其他民间金融机构，以及企业之间、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借贷行为。在实证分析中，我们利用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4家机构联合进行的私营企业调查形成的全国性样本数据，以民间借贷作为民间金融的主要代理变量，实证检验民间金融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为监管机构正确规范民间金融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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