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利用多重结构变动检验和SVAR模型研究了亚洲国家围绕亚洲货币单位（AMU）进行汇率合作的状况。估计结果显示，在货币篮子中引入AMU之后，尽管美元仍然是区域内最主要的锚货币，但在2006年后及金融危机影响期间各国汇率相较于美元拥有了更大的灵活性。结论是：先从各国货币与AMU保持稳定联系着手，加强亚洲区域内汇率合作，循序渐进推动亚洲货币一体化。
关键词：亚洲货币单位；货币一体化；货币篮子；名义汇率合作
一、引言
1997-199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亚洲国家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有必要展开经济合作以共同抵御金融风险，这促使区域内货币当局们商议推进一个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以稳定双边汇率、加强货币政策合作。危机后大多数受冲击国家宣布放弃单一盯住美元，考虑到区域内贸易水平的上升以及潜在的竞争性贬值引起的经济溢出效应，在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为媒介的市场推动下，加强汇率政策的协调对于亚洲国家而言非常重要。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探讨亚洲区域内汇率政策的合作与协调。
本文使用ASEAN+3区域内六种货币的月平均名义汇率数据，包括印尼盾（idr）、马来西亚林吉特（myr）、菲律宾比索（php）、新加坡元（sgd）、泰铢（thb）和韩元（krw），使用SVAR模型识别这些国家货币汇率波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AMU、美元和欧元汇率波动解释。文中的分析引入了AMU，突破了Frankel & Wei（1994）仅仅关注主要货币的传统模型。实证结果支持亚洲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盯住AMU稳定其汇率的假说，尤其在2006年10月——2010年7月这一特点更为显著，通过盯住美元实现稳定已经不是这些国家的最优选择。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对于地区货币汇率的考察主要从汇率联动和汇率合作两个方面展开。
汇率联动方面，许多学者沿用Frankel & Wei’s （1994）的方法。刘刚（2013）分阶段实证发现金融危机后东亚仍旧是事实上的美元区，美元的地位仍难以撼动，但人民币对部分东亚货币的影响力已超过了美元。Jyh-Dean Hwang（2013）发现人民币对于东亚汇率变动的影响很有限，除在极短期内外人民币在东亚汇率决定中并未起重要作用。另一些论文在MGARCH框架下运用Engle的动态条件相关系数模型，来估算时变的条件相关性。如Bong-Han Kim等（2013）发现，21世纪头十年的后半期，五种新兴亚洲货币和日元汇率之间的关联性下降，甚至是负的动态条件相关，并且用DCCX-MGARCH模型识别出国际资本市场驱使新兴亚洲货币和日元汇率之间关联性下降的两个主要因素。
另外一部分学者们关注区域内的汇率合作。Williamson（2005）提出由9个亚洲国家及地区盯住一个共同的篮子货币，该篮子由美元、日元和欧元构成。Ogawa & Shimizu（2006）提议使用亚洲货币单位来监测亚洲的汇率政策，稳定有效汇率。在比较各货币相对AMU的偏离指标后，他们发现其中存在不吻合现象，并将此理解为非协调的汇率政策的表现。Eichengreen（2006）认为与欧洲货币单位（ECU）和欧洲货币体系（EMS）相似，AMU能够起到官方协调作用。
三、模型与方法
（一）交叉汇率模型的构建
Frankel&Wei（1994）开创了识别主要国际货币在隐含篮子货币中权重的方法，评估了日元、德国马克和美元的汇率变动对于亚洲地区汇率变动的影响程度，他们的计量模型如下：
eEAt=α0+β1etUSD+β2etEUR+β3etYNE+εt（1）
其中，e为各货币对瑞士法郎汇率的自然对数的一阶差分，β的估计值表明各货币在隐含篮子中所占的权重。然而，采用Frankel-Wei回归进行的研究大多仅关注主要的国际货币，忽视了亚洲货币的影响，本文在Frankel-Wei模型中引入AMU。
当将AMU引入（1）式后，OLS估计结果将不如人意，因此本文使用带约束的SVAR模型解决内生性偏误和共线性问题。SVAR考虑了各内生变量之间的同期相关关系，规避了VAR中Cholesky分解结果对内生变量排序的敏感性。通过对如下的模型进行方差分解，可以模拟外部货币和AMU的冲击效应，从而发现其变动在各亚洲货币变动中分别所占份额（即隐含权重）：
Rt=0+∑Pk=1k（L）Rt-k+ε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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