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在国家的依法治国的一个全面推进，纳税人也一个税务税收能力意识也就日益的增强，全社会对税务机关依法行政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税收执法风险问题逐步显现出来，本文就整理了关于税务税收的论文范文，一起来看看吧。
第1篇：对创新驱动发展税收政策的几点认识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龚辉文
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税收是财政的主要来源，也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创新驱动发展税收政策的核心是促进科技创新，并为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创造良好的税收环境。
科技税收政策设计的系统性
这种系统性就是要依据科技发展的内在逻辑通盘设计税收政策。2019年6月19日，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发布新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税收优惠政策指引，系统地梳理了我国针对创业就业主要环节和关键领域陆续推出的89项税收优惠措施，其中包括2013年以来新出台的78项税收优惠，覆盖企业整个生命周期，即从企业的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的不同发展阶段来划分税收政策，体现了一定程度的“系统性”，但还不够完整。从科技创新与发展的内在逻辑看，科技发展可以归纳为“人才培养、技术研发、成果应用”几个阶段，加上技术的国外引进和输出，大体反映出科技发展的动态过程。
在科技发展的不同阶段（环节）都可以采取相应的税收政策，可以分为：鼓励教育和促进人才培养的税收政策；鼓励科技研发的税收政策；鼓励技术成果应用的税收政策；鼓励新产品使用的税收政策；鼓励技术、先进设备和人才引进的税收政策；鼓励技术和产品出口的税收政策。因此，税收政策的设计需要按不同的阶段通盘考虑，体现系统性。
税收优惠政策制定的法定性
这种法定性就是要将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上升到法律层级，纳入“税收法定”的范围。目前，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权，在法理上尚未明确纳入法律层级的“法定”范畴。2015年3月15日修订的《立法法》第八条第（六）款只是明确“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须由法律规定，颇受关注的“税收优惠制定权”未明确列示“只能由法律规定”。
在实践上，税收优惠政策也确实主要由国务院制定或由其授权财税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制定。即使是在法律层级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国务院的授权也相当宽松，如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赋予了国务院相当程度的优惠制定权。
由政府制定税收优惠，其优点是有利于政策制定和调整的灵活性，能够根据现实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进行修改，但其潜在风险是对税收优惠政策的约束可能会被削弱，也会影响政策的相对稳定性和确定性。现实中优惠政策频出多变，已反映出一定的负面效应。如近几年小微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是一年一变甚至一年多变（见表1）。
就与科技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来说，新政策和变更政策的出台也相当频繁。以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为例，2014年以来已经出台了5个文件（见表2）。
税收政策作用的有限性
税收具有宏观调控作用，但不应扩大其作用。税收的首要职能是组织和保障财政收入，其次才是调控职能。而且，税收的调控作用，首先是在满足政府基本职能需求的基础上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个公平有效的税收环境，然后才是通过差别税收政策包括税收优惠政策来体现利益再分配，并达到引导资源配置的目的。因此，从宏观意义上讲，对促进科技发展而言，一个公平有效的税制要比一项具体的优惠政策更重要，更有意义。以增值税改革为例。2009年增值税实施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的转型改革；2012年开始营改增试点改革并逐步扩大范围、2016年5月1日全面推开；以及此后的简化和降低增值税税率改革。通过这些改革，使我国增值税制更加规范、完善，进项抵扣链条更加完整，消除重复征税更为彻底。这是增值税制度本身的改革与完善，对所有企业都有意义，对科技企业意义则更大，因为科技企业附加值高、资本有机构成高、生产性服务消耗高，这意味着固定资产投资进项不能扣除、服务全额征收营业税所造成的重复征税对科技企业的负面影响更大。换言之，消除重复征税的规范增值税制更有利于科技企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税收优惠政策存在自身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第一，税收成本是投资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税收政策是投资决策时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而税收政策是通过具体的税收法律、法规体现出来的，法律、法规有其内在的稳定性和严肃性，这决定了税收政策不宜（也不易）多变，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此，一般只适合于中长期的调节，而不宜于短期调节和临时调节。第二，税收政策空间有限，它受纳税人的承受能力和财政的承受能力的双重制约，因此，现实中增税或减税的政策出台都须慎重。第三，税收政策在操作上的制约：税收政策的干预性越强，一般政策内容越复杂，其所带来的负效应也越大，其直接操作成本往往也激剧增加。任何一项优惠政策都会制造不公平，都会增加税制的复杂性并增加税源流失的风险。因为只要是优惠政策，就需要界定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和标准，就存在标准内外的差别对待，就存在执行标准的监管成本和标准被滥用的风险，所谓的“普惠性优惠”是不合逻辑的。税收优惠越多，其正面引导效应就会减弱，而负面扭曲会增强，因此，从理论上说，税收优惠政策虽能发挥调控作用，但优惠政策要尽可能地少。当前包括科技税收优惠政策在内的优惠措施出台有些过多过滥，应当在建立优惠政策效应评估的基础上，控制和清理税收优惠政策，以精、简、少的优惠政策发挥有效地调控作用。
税收优惠政策内容的科学性
这里的科学性就是优惠政策的内容要合理且可操作。当然，政策内容是否合理是一个很复杂的判断问题，但至少可以从两个维度加以考虑：一是总体上优惠政策在具有出台必要性的基础上，政策内容与政策目标应具有内在逻辑性。譬如说，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的目的是鼓励高新技术，因此以前曾经实施的“高新区内的”限制条件就不合理，现行的对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对象是企业而不是高新产品（服务）的收入，因此也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国际上日益关注与技术、知识产权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在BEPS（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成果中已提出“匹配”原则（关联度要求），也可以说是这种合理性的体现。二是技术上的利弊权衡。如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在政策设计上有两种选择：第一，“扣除法”，即通过增加扣除率来体现优惠；第二，“抵免法”，就是按研发费用的一定比例计算抵免额直接抵免应纳税义务。与扣除法相比，抵免法的优点是优惠程序不受纳税人适用税率的变化而变化，技术上要比扣除法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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