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话语及其“形态学”视角

　　摘要：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中国话语的学术脉络上受到西方普遍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压迫，亟须从形态学视角上进行转化。普遍主义理解范式遵循“普遍理论—中国应用”之进路，陷入应用难题。“建构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范式遵循“中国传统—当代建构”之进路，陷入建构难题。普遍主义理解范式与建构论文化信念之阐释之间的话语断裂，割裂了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形态过程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形态学”视角敞开了“跨学科条件、跨文化条件、跨时代条件”的形态学视界，它强调从形态过程的关联性视阈把握人类道德生活和伦理关系的整体、类型和结构化趋势。我们只有创造性地融入“形态学”视角，特别是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视角，才能整体把握生命伦理学的道德形态过程，真正开出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第三条道路”。

　　关键词：中国生命伦理学；普遍主义；建构论；形态学；第三条道路；

　　作者简介：田海平，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博士(北京100875)。；

　　一、问题的提出：探究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第三条道路”

　　中国生命伦理学是指“生命伦理学在中国”(英译为BioethicsinChina)，还是指“在中国语境中重构的生命伦理学”(BioethicsreconstructedonChineseconditions)，抑或是指“中国的生命伦理学”(英译为BioethicsofChina)？

　　我认为，词语的不同组合不仅仅是表述方式的不同，如果往深里探究就会看到，不同的表述有更为深层的实质性分歧，关涉到对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话语方式、形态构成和发展方向的不同理解。概括起来看，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话语”经历了(当前仍然正在经历着)两种不同的言说方式的“淬炼”：第一种是以“普遍主义”理解范式为基本特征的“西方生命伦理学”在中国的应用、普及和合理转化；第二种是以“建构论”为标签的“特殊主义”理解范式对“建构中国生命伦理学”的文化路向或“地方性知识”之推进。

　　不难看到，不旨在关涉传统文化信念的“普遍主义理解范式”(也可称之为“应用伦理学”范式)与关涉传统文化信念的“建构论”(简称“普遍主义”和“建构论”)展现的“两套话语方式”或“两种研究理路”，构成了当前中国生命伦理学研究的两条不同的探究道路。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在话语方式上尤其醒目。我们甚至可以用“各说自话”(或者用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来形容。面对显明的“话语”两歧，要跨越或者超越上述两条探究道路所造成的对峙之“鸿沟”，恐怕我们别无选择，也别无他途，唯有从这种“差异”出发，并基于对差异的充分理解和深入反思，一种相对而言比较成熟的“中国的生命伦理学”(BioethicsofChina)的理性探索才是可能的。

　　从这一意义上看，我认为，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亟须从一种“形态学”视角上整体把握“普遍主义理解范式”和“建构论文化信念之阐释”之间存在的巨大的“话语断裂”(因为正是两者的断裂才产生了两者相互关联的问题)及其呈现出来的思想张力，通过梳理二者之间的不同定位及相互关联，以回应医疗生活史及与之相关的生活世界各层面呈现的生命伦理议题(包括各种生命伦理难题)及其形态过程。而任何一种诉诸“表层”之表象的现代性伦理，即使那些明确申言“不关涉文化信念”的表层的普遍主义伦理，在其表象主义的普遍性话语背后，实际上亦隐含着尤为值得人们深究的深层文化信念。因此，针对中国生命伦理学的两种通常的话语方式或研究理路，或者换句话说，针对两条不同的探究道路，本文力图推进的研究方向和问题方式乃是：引入“形态学”视角，是否以及能否开出“第三条道路”？

　　二、普遍主义的理解范式及其“应用难题”

　　先看第一种理解范式或“第一条道路”，我们称之为“普遍主义”的理解范式，它偏重从“生命伦理学在中国”(BioethicsinChina)的话语预设的意义上来理解“中国生命伦理学”的普遍性探索，相信有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普遍的(虽然不必是完备的)关于生命伦理学的理解框架或理论原则，其他各国、各地区、各文化(或传统)或者人类实践活动的诸领域面临的生命伦理问题都可诉诸某种“普遍理论框架”之应用或指引。这是生命伦理学由西方之进入中国的道路，它带有明显的西方普遍主义的印记。

　　这种理解范式先行嵌入了一种“理论—应用”(或者“一般规范—具体应用”)的前理解结构，遵循一种附带普遍主义承诺的“应用伦理学”的知识范例或学科预设。这种理解范式可以追溯到生命伦理学在其诞生时的初始(PrimaFacie)普遍主义谋划。从学科分类的意义上看，生命伦理学(Bioethics)无疑是一个晚出的新兴交叉学科，它与哲学伦理学不同，而是以生命科学、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以及医疗卫生中的伦理问题为导向，“在这些领域中应该做什么(实质伦理学)和应该如何做(程序伦理学)的解决，不是靠伦理理论和原则的演绎推理所能解决的，而是必须从实际出发，以伦理理论和原则为引导，找到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办法”[1]。从其初始普遍主义的理论脉络看，生命伦理学是在西方分析哲学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种应用伦理学的学科话语和研究纲领。它率先从医学实践和卫生保健视角出发，将伦理学从专注于非真实世界的“元伦理学”困境中解救出来，实际地推进了“应用伦理学”的兴起。[2]自其诞生之日起，它在方法论上就致力于一种普遍性诉求，认为其理论原则和方法可以广泛应用于不同领域和不同传统。有人据此将“应用”的逻辑推而广之，认为“中国生命伦理学”只能是“生命伦理学在中国”的另一种表达，隐含着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生命伦理学理论和方法在中国的发展和应用，是用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或者在讨论中体现中国学者的理解和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应该坚持一种经济原则，没有必要在现有的生命伦理学(主要指西方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之外，再重构或另创一门独立的“中国生命伦理学”1。

　　应该看到，中国生命伦理学的早期发展，基本上是在这种“应用”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借鉴、吸收、转化被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西方生命伦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并大力推进其在中国的发展和应用，来完成学科奠基和学术话语的构造。1987年邱仁宗先生出版的《生命伦理学》一书是国内第一本有关生命伦理学的专著性教材，是借鉴西方生命伦理学之普遍主义范式的典范之作，即使在今天它所彰显的从“应用”视角对西方生命伦理学的消化吸收和合理转化的知识范例及智识眼光，仍然无可出其右者。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大陆生命伦理学的体制化进程，包括高校学科建制，医院或相关机构各级伦理委员会的组织建制，学术机构及专业性的学术刊物，以及各种与生命伦理问题有关的律法条例的颁行等，都得益于以邱仁宗先生为代表的早期生命伦理学家对西方话语的引介和转化。这些奠基性工作使得“生命伦理学在中国”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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