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素质导向的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理论与实践的复合审视

　　摘要：本文将行政管理专业的就业状况、行政职业素质需要、实务者函询等实践层面的数据与行政学理论结合起来，以在专业培养的探索中体现行政学实践性的学科本质。通过分析行政管理专业的就业现状，发现人才培养思路必须进行适当调整，关键出路之一在于以专业素质为核心的培养目标的梳理和确定，而目前这方面的分析因缺乏理论观照还不够系统。结合职业素质的分析成果，本文初步提出了行政管理专业的六种素质，以及行政管理专业素质培养的三个原则，供学界参考。

　　关键词：行政管理；专业；职业；素质；教育；

　　作者简介：何力平(1951-)，男，东莞理工学院教授；

　　一、引言

　　由于行政管理的重要性，行政管理学科和专业可算分别跻身当今的“显学”和“热门专业”，本文针对讨论相对薄弱的后者。已有的分析涉及了行政职业的素质需求、就业状况、专业人才培养、课程设置及教学方式改革等方面。行政职业的素质需求是专业建设的重要参照点，作为专业培养与行政职业连接桥梁的就业状况，则是专业培养状况的风向标，因为若就业形势严峻，说明专业建设与职业需求间有较大差距；关于专业人才培养、课程设置及教学方式改革，也已有不少研究，关注社会需求，注重应用性和实践性成为共识，但专业学生应当注重哪些应用能力和实践素质，还缺乏系统阐述。本文通过评析有关“职业素质”的已有成果，以及反映专业培养状况的就业形势，提出理论和实践复合审视下的“专业素质”，阐释“专业素质”的基本构成和外在含义，得出初步的专业人才培养框架。作为对职业需要和学生需要等的回应，希望能为后续学术讨论和院校具体的专业建设提供参考。

　　二、行政职业素质视角的已有分析回顾与评价

　　高等教育学界的潘懋元教授指出，目前高校特别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地方性普通高校在教师、课程、教材等方面大多数都是研究导向的。[1]大学教师的研究导向没有错，但研究什么内容、教授学生什么内容则是值得推敲的。在行政学界，行政学的创始人们一开始即强调行政学的集合性和应用性。正如比威尔逊更早的德国行政学先驱斯坦因(LorenzvonStein，台湾译史坦恩)告诫的，行政学(Verwaltungswissenshaft)必须“基于社会生活事实发展而成”。[2]威尔逊在《行政学研究》的开篇第一句就指出：“任何一门实用科学，在没有必要了解它时，不会有人去研究它”。[3](P1)行政学的实践性可见一斑。

　　应用性和实践性并不等于“动手”或“实践越多越好”，而是体现在解决职业问题的能力与素质。这种“素质”，可以看作“个体完成一定活动与任务所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特点，是行为的基础与根本因素，包括生理素质与心理素质两个方面”，“对一个人的身心发展、工作潜力发展和工作成就的提高起着根本的决定作用”。[4](P3)本文认为素质是一种“实然”的状态而非“潜质”，是一个人现有身心能力与状态的综合，但不否认素质的可塑性。素质一旦置于某个特定的情境中就具有了某种意义或后果(高低、适不适合等)，可以进行相应评价。所以它有时会与胜任力(competency)混用。在未来的工作或说职业中所需要的主要素质即是“职业素质”。

　　(一)一般职业素质的视角

　　对各种职业的素质具有较强概括性和通用性的是美国的SCANS(TheSecretary’sCommissiononAchievingNecessarySkills)能力体系。美国劳工部部长委员会认为，无论何种教育理念或高校层次，也无论具体从事何种职业，都应该明确工作素质(该研究英文用的是competency和skill)的一般要求。对此，他们对年轻人在工作中成功所需要的素质进行了一般界定，并认为这对促进高绩效的经济是必不可少的。这个框架的首要目标是帮助教师改进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方式等，自问世以来，成为职业导向教学设计的重要指导框架。这个体系要求工作者具备在文字、运算方面的坚实基础，具备让这些知识管用的思考技能，具备投入和值得信任的个人品质，并且具备管理资源与他人一起友好而高效地工作、获取和运用信息、驾驭各种复杂的工作系统、运用各种工作相关技术等具体的能力。

　　这种由国家出面经过复杂研究提炼出来的素质分类非常明确也非常有价值。部分高等教育工作者过于依赖纯粹思辨，并将之等同于培养一般素质，忽视了专业本身的贡献。殊不知，离开具体能力的一般能力是很不牢靠的，并且这种误解或托辞事实上把专业能力获得的责任推给了学生自己，未免对本专业同学提出了过于苛刻的要求。更大的要害可能不在于侧重的是理论还是实践，而在于到底有没有把理论和实践吃透，否则根本谈不上结合。总之，不能将专业教育的低能用培养“间接”素质的借口搪塞过去。

　　(二)行政职业素质的视角

　　前述一般素质模型让我们看到一个概括良好的指标体系无论对于职业实践还是专业培养都具有非常好的指示作用，可以用于分析行政职业的素质需要。然而，仅仅根据一般模型，未必能够较为充分地体现行政职业的特点，有必要对行政素质专门加以分析。

　　从国内外行政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和专业课程设置上看，往往都以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为对象，而非广义的行政，所以关于一般行政素质或能力的分析比较少见。遵循学科惯例，本文仍然把公共行政素质的分析作为主要知识来源。实践中，自从邓小平提出干部“四化”方针以来，特别是国家推行公务员考试制度以来，素质导向就成为一种既定政策。2003年人事部的《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标准框架(试行)》(国人部发[2003]48号)将公务员的通用能力分为9种：政治鉴别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公共服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学习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创新能力、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和心理调适能力。2004年《广东省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标准框架(试行)》(粤人发[2004]27号)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处、科职领导职务公务员还应具备的通用能力(正职的组织管理、计划统筹、激励示范能力；副职的组织执行、参谋辅助能力)。政府的这种能力划分仍然非常粗略，但至少表明官方已经有了明确的能力意识。

　　2004年《上海市国家公务员能力素质标准》，将公务员的能力素质分为三级指标：一级指标包括思考能力、行动能力、管理能力、工作态度；二、三级指标则根据基层行政人员(科级以下)、中层行政人员(正副处级)、高层行政人员(副局级)而有所不同。比如基层行政人员的一、二级指标分别是思考能力(岗位知识、理解能力、想象能力)、行动能力(执行能力、学习能力、表达能力、信息处理能力)、管理能力(组织活动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工作态度(责任心、积极性、纪律性、协作性)；在三级指标中对二级指标加以解释，如“岗位知识”包括“精通本岗位专门业务知识”、“熟悉本岗位相关的专业知识”和“具备一般社会常识”，“信息处理能力”包括“准确及时处理来信来访中较为疑难或政策性较强的问题”、“熟悉现代办公技术，能够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办公”，“协作性”包括“在本岗位内的合作态度”、“在本岗位外的合作精神”等等。[6]可见，上海市的这个指标分类比国家和广东的要系统得多，且细化到三级指标已经非常具有可操作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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