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建国与政治清议传统的复苏

任剑涛

内容摘要 在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历史悠久的政治清议传统，具有其现代转化价值。中国的政治清议传统，呈现出清议、清谈与莫谈国事三种状态，显示出衰变轨迹。但由于中国的现代建国，不仅需要在国家权力的分权制衡机制上促成健康议政，而且需要大力且有效聚集社会智力资源，因此，促使政治清议传统的现代转变，是现代建国的一项重要任务。而成功完成现代转变的政治清议，将成为促使国家受到有效监督、权力规范运作的积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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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现代建国 立宪民主 政治清议

作

者 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872）

在人们的生活经验中，有两种场景让人记忆犹新：私人聚会场合，人们把酒言欢、谈笑风生之际，总会议论国家风云、天下大事；工作之余，议论国事，更是直抒胸臆，指斥政治弊端、谴责贪污腐败、痛斥懒政庸政、期待政治清明。这就是人们熟知的“议政”。议政，是古今生活中或多或少存在着的政治成分的呈现，是人类作为政治动物的本性表现，是政治共同体成员关心公共事务的体现。议政，因于所在的政治共同体结构与功能的差异，展现出不同的风格与特点。仅就国家结构的两大类型，也就是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而言，议政的态势就大为不同。继承古代清议的传统，开辟有利于现代建国的议政新风，是当下中国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建国与理性议政

今天中国的首要政治事务，众所公认的是现代建国，即现代国家建构。现代建国，不是国家中某些人士的专利，而是国家所有成员共襄的盛举。这是由中国的“共和国”政体所注定的事情。因此，推动举国公民积极参与建国事务，激发举国公民共议国家建设的热情，凝聚所有国家成员参与建国的政治智慧，促进国家现代转变的最终实现，是高度关联在一起的重大事务。这是中国国名中的“人民”性所应呈现的状态。

现代建国，与传统国家的建构明显不同。如果说传统国家主要是建立在自然民族基础上的话，那么，现代国家作为复杂的人造物，既建立在政治民族的基础上，也建立在人为择定的政体平台上。因此，现代建国远比传统国家建构繁复得多。简而言之，在形式结构上，现代国家对人口、领土与主权三要素的聚集性建构，成为民族国家成功建构起来的基本标志。在实质结构上，现代国家呈现出君主国家、民主国家、政党国家等诸多面目。但国家划分出的纵横权力机制，则较为接近。如果说现代国家打破了传统国家按照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延续的局面，进入了一个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竞争状态的话，那么，不同政体的民族国家，展现出大不相同的竞争能力。在现代国家发展的规范意义上，立宪民主国家展现出最强的竞争能力，以至于成为民族国家建构的典范政体，具有了现代国家样式上的规范状态，也就是民族国家之外，在实质结构上的规范意义。从严格意义上讲的现代建国，就此具有了建立民族国家与立宪民主国家的双重含义。假如一个国家以非民主政体建构起民族国家，那只是完成了现代建国的形式架构，还没有完成现代建国的规范任务。这一国家，还需要迈过立宪民主的门槛，才能真正跨入现代国家的大门。

以民族一立宪民主国家作为现代国家形态的完整结构，也就意味着，现代国家的建构，不再像古代社会那样，是少数宗教、政治与军事天才的专属事务，这些天才或英雄人物建构起的国家，实行的大多是君主个人专制，抑或家族式政权。同时，也不再像早期的现代绝对主义君主制国家那样，将国家的大多数成员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圈子之外，更不像政党国家那样仅仅将国家建构事务当作组织成员的专属事务。现代规范的立宪民主国家之建构事务，是所有成员建构自己归属其中的政治体的共同事务。它对成员是吸纳性的，而不是排斥性的。现代建国，必须在成员间、官民间、宫官间、派别间、阶层间，确立起负责任地表达自己的建国意见，相互倾听源自不同立场的建国主张，致力于达成建国共识、建构大家认同的社会政治制度，维护自由、民主、法治等构成的政治体系。这正是立宪民主国家高度重视公民参与、公共舆论、公民文化的原因之所在。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内在地需要它的所有成员，在国家需要时积极投入政治过程，参加选举、关心公共事务、注重公共价值。

现代建国之议，基于国家与公民的紧密关系。至于公民实际对建国问题发表议论，多因于情绪，或感觉不公，或因为愤懑；或由于公义，或源自期待；或因于同袍，或由于辨异；或基于感激，或起自拒斥。总之，公民的实际议政，多半是由情感促成的。正是由于议政的这一直接动力机制，是否能够驾驭情感，实现理性导引，是公民议政显出水平高低、收效差池、意义大小的主要原因。而经过比较政治学家们的实证分析，公民是否能将议政情感约束在政治理性的范围内，一与政体相关，二与传统相连。

先就不同政体与公民理性议政的关系来看，有论者指出： “假如有一场政治革命正在整个世界发生，那么它就可以称之为参与激增……但是，参与的方式是不确定的。新兴国家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现代参与的国家模式，即民主的模式和极权的模式。民主国家为普通人提供机会，以具有影响的公民身份，去参加政治决策的过程；极权主义则为之提供‘参与服从’的角色。”所谓新兴国家，就是致力于建构现代国家的国度。显然，由于这些国家落定在立宪民主或专制制度的不同政治平台上，因此，议政参政的情形发生极大分化。非民主政体塑造了公民的服从性参与，完全让公民臣服于国家权力的诱导，实际上生成的是臣民文化。而以服从为特征的参与，自然在总体上是非理性的。立宪民主政体促使公民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对国家的政治问题发表见解、参与决策、理性赞弹。这是一种打上了理性化烙印的参政议政。

理性议政，说来容易做则难。原因在于，有没有一种让公民们放心的基本政治制度，既有效保护公民权利，又有力规范国家权力，从而使公民的议政免除身家性命之虞，是他们能否理性议政的前提条件。与此同时，公民间是否形成了一种理性协商、温和讨论公共政治问题的政治习性，也构成公民之间、公民组织之间基于自由和宽容的议政与参政的精神氛围，以及由此逐渐催生出来的理性议政能力。就国家基本制度的保障来讲，立宪民主制度有效地“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公民议政，不必再担心被剥夺自由、丧失财产、丢掉性命。国家被宪法限定为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和自由的建制，不能对公民胡作非为。受限的权力与备受保护的权利，构成了公民议政的双保险。同时，由于国家与社会界限相对清晰的划分，社会按照各种机缘高度组织起来。公民之间，按照个人意愿和群体归属，自由地发表自己的公共意见，形成良性的互动，让激进的政治主张无形中被良性的见解所冲击，促使公共舆论在总体上趋近于理性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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