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地域化；传统；个体体验；人物形象；长篇小说
作者简介：张宁（1991-），女，辽宁庄河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0-069-02
“陕军东征”是发生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坛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学现象，继1992年陕西文坛相继失去杜鹏程、路遥和邹志安三位优秀作家而陷入创作上的低潮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忽然涌现出一批达到了相当艺术水平的长篇小说作品，评论界用“井喷”来形容这些作品的出现，并且从这一年开始，陕西作家以其创作，对中国文坛尤其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地域化的写作特色和传统化的创作方法
纵观当代文坛，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以后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很多作家在其作品中都以故乡为故事背景。例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刘震云的“河南延津”甚至余华的“我们刘镇”。在这一点上，陕西文坛的作家们也表现出了对故乡的依赖与热爱，“东征”的“三驾马车”中，《最后一个匈奴》的故事主体始终没有离开“肤施城”，而在《废都》和《白鹿原》中，“西京城”和“白鹿原上”也承载了全书的主要内容。作家们把故乡作为叙述的基点，站在他们熟悉的这片土地上讲述一个宏大的故事，并且在书中处处流露出对故乡深深的热爱与向往。尤其在《最后一个匈奴》和《白鹿原》中，作家多次通过行走在山野之间的人物角色如杨作新、朱先生等人的感官，细致并充满热情地向读者展现了关中平原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此外，在叙述语言和人物的口语中，陕西方言也是层出不穷。在白嘉轩、庄之蝶、杨作新的口中，读者们听到了一个又一个陌生而带着陕北高原上黄土气息的全新词汇，尤其在《最后一个匈奴》中，作家更是几乎前无古人地大量收录了陕北的地方民歌“信天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次“东征”使得关中地区真正进入到广大读者的视野之中，成为当代文学一个不可忽视的素材。
而对传统文化和叙事手法的继承也是这一时期陕西作家在创作上共有的特点。在“三驾马车”中，《最后一个匈奴》和《白鹿原》被评论界冠以“史诗”的称号，在书中对风俗、文化、传说等等一切“传统”的体现俯拾皆是，而作为贾平凹第一部以城市生活为内容的长篇小说，《废都》却显然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方法，并且在内容及思想意义上也与古典小说《金瓶梅》暗合[1]。这不能不说是陕西作家在创作上对传统的完美继承。而我们在书中随处可见的人们对故土的依恋，对城市文明的畏惧和排斥，又与20年代乡土文学中体现出的恋乡恋土情结构成了艺术手法上的继承关系。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一时期的陕西作家在20年代乡土文学的基础上又有所开拓，他们不再否定近代化、城市化给乡土中国带来的积极影响，顺应历史潮流，又充分刻画了人物复杂的性格与内心世界，表现出生活“侧面的本真”[2]，这正是“东征”作品在艺术上体现出的鲜明特征。
二、个体体验的关注与鲜活形象的塑造
相较于建国以来四十年间产生的许多文学作品，这一时期的陕西作家们在创作中似乎更加乐于把着眼点放在对个体生活体验的真实反映上。不同于以往作品偏重于对故事的叙述和情节的渲染，“东征”作品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加以更多的关注，例如在《白鹿原》中，作家用大篇幅的文字来描写白嘉轩、白孝文、黑娃等人的复杂心理活动，而这一特征在《废都》中庄之蝶与唐宛儿、柳月等人的纠缠中表现得更为直接。同样地，在《最后一个匈奴》的下部中，对丹华、黑寿山、杨岸乡的心理刻画也同样能够体现出人物的复杂心情和艰难的思想斗争。可以说，对个体生存发展的近距离观察和刻画，是这一时期陕西作家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创作方法突破了过去把“现实”观念化、意识形态化，要求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自己的人生体验而不得不遵从“现实”的创作模式[3]，更多从心理和人性的角度去观照，这是对长篇小说创作方法上进行的一次伟大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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