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自由话语”的引进——翻译对中国形象的构建及对中国现代性

　　论文关键词：中国形　自由话语　建构主义　国民性 
　　论文摘要：晚清到五四期间，中西文化全面接触、交流、融合，西方“自由”话语以及西方现代个人观念的一些基本要素或理念先后被引入中国，西方“自由”话语被译介到中国时，怎样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参与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新的主体形象建构?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如何操纵个人主义这一“西方”话语来建构他们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的? 
　　一、引言 
　　译者通过实践对源语文本的再创造，与源语文本、译文读者等构成的动态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翻译实践的社会价值。主体实践的场域是现实世界，实践的对象是能在某种程度上翻译现实世界的文本，实践的最终目的是让读者通过译本了解世界，而实践的宗旨应该定位于帮助人类改造世界。现实是怎样部分地通过翻译而被社会建构起来的?翻译过来的文化产品对现实世界有何意义呢?菲利普·柯尔库夫认为：“建构主义的提问方式不应当被看作是一种同质的新‘学派’或新‘思潮’。它指的是一个提出问题的空间。其中，社会现实被理解为个人和集体行动者历史的和日常的建构。建构这个词既指向以前的制造物的产物(或持久或暂时)，又指向重组的进程。这样，历史性就成为建构主义的一个主要概念，社会的建构以过去的前建构为出发点；在这一点上他们追随的是马克思。它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当新的社会形式在行为者日常生活的实践和互动中创造出来的时候，过去的社会形式也被重新生产，得到适应，被转移和改变；(3)这个过去的遗产和这个日常的工作打开了通向将成为现实的可能领域：哲学家让·拉德里埃尔指出：‘历史的行动，在外部沉淀和客观化，这个外部作为无法消除的限制作用于存在物，但同时也为它打开了现实的未来。”¨下面主要论述从晚清到五四期间，中西文化全面接触、交流、融合，西方“自由”话语以及西方现代个人观念的一些基本要素或理念先后被引入中国。但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对民族、国家的忧患意识大大冲淡了终极的个人关怀。那么，西方“自由”话语被译介到中国时，怎样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参与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新的主体形象建构?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如何操纵个人主义这一“西方”话语来建构他们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的? 
　　二、严复自由主义思想及对中国形象的构建意义 
　　“自由”是一个西方话语，在欧洲具有非常复杂的历史，因而其概念在内涵上也非常丰富而复杂。19世纪之前的欧美，“自由”主要是个人的自由，在古典自由主义那里，“自由”就是“个人自由”、“公民自由”。“自由”本质上起源于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反抗，起源于个人从社会和国家那里争取权利和利益，自由从根本上是反抗国家和社会对个人在物质上的束缚和奴役，在精神上的钳制和限制，所以，“个人”构成了自由主义的基础，也构成了自由的核心内容，至今这一核心仍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20世纪“自由”在内涵上无论怎样变化，都没有超出个人与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一范围。在中国现代自由话语建构的过程中，个人主义思想的输入及衍变具有关键性。中国现代个人主义本质上属于“自由”的范畴，因此，考察个人主义话语的特点及其形成过程，对于认识中国现代“自由”概念的含义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现代“自由”话语正是在对西方“个人”话语进行新的解释和限定，主要是引入“国家”的维度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晚清时期是自由主义传人中国之始，当时思想家将其损益后应用于政治实践，这长期影响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成败得失，发人深省，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严复堪称为中国自由主义之父，在戊戌变法期间选择译介的《论自由》(《群己权界论》)、《原富》等，主要是批判君主专制制度，宣传“自由”是西方富强之本，鼓吹民主宪政的。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晚清的特定国情决定了严复不可能照搬西方的理论，而是有所取舍和侧重。他在译作中通过话语的选择，思想的强调，有意识的误读和改造，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下，有其特殊的意义。他的自由思想包含着激发国人奋发图强，挽危图存的现实用意，严复没有照搬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而是结合中国的国情有所侧重和发挥，体现了对灾难深重的祖国的挚爱。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译介过来的自由主义话语是如何建构现实世界的、建构出中国新的主体形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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