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研究经济学的人总是格外关注每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谁家。记得7年前我在洛杉矶加大（UCLA）的迎新会上，问当时在经济学界影响颇大的杰克·赫歇莱弗（JackHirshleifer），谁有可能获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赫老沉吟片刻，说：“我注意到这些年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比较活跃，这个领域应该得到诺奖评委会的承认吧？” 然而，这个预言当年并未实现：行为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带来的震撼让大多数经济学家在惊愕之余，尚不能完全体味出其对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深远影响；实验经济学却因为信徒寥寥，长期以来只能定位为经济学的一个非主流分支，远不如金融学、信息经济学等分支那样风光。 7年后的今天，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终获诺奖评委们的认同，弗农·史密斯（VernonSmith）和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分别作为这两门分支的开山鼻祖，分享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相信，经济学是一门不断自省从而具备强大生命力的学科。就在阿罗和德布鲁用精妙无比的数学方程搭建起一般均衡的架构后，就有人津津乐道经济学的使命已经结束，今后经济学家们所需要做的，只是让一般均衡模型在不同假设条件下更加细化而已。 然而，总有那么一部分人对一般均衡理论乃至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完全理性假设表示担忧。早在1950年代，西蒙就指出，人类仅具有“有限理性”，因此人类的行为有时会偏离经典经济学所假定的最优化模式。对人类“完全理性”和“追求最优化”行为模式的怀疑，随着一系列心理学成果的涌现及其被经济学家的逐渐了解，终于导致一个新分支——行为经济学的诞生。
行为经济学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卡尼曼和其合作者已故心理学家特维斯基（A.Tverslay）在《计量经济学》、《科学》、《商业期刊》等期刊上公布了一系列“石破天惊”的行为学试验结果。他们的核心问题是：人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世界时是否总是理性的？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实验，他们发现，人在面对问题和决策时，总是倾向于以偏概全，且囿于记忆和可利用信息的限制；此外，人类很容易受到同伴的影响而失去自己的独立主张。 对于这一系列关于人类认知及行为的实验结果，卡尼曼和特维斯基起了一个“预期理论”（prospectTheory）的名称。试举几例如下： 例一：参加试验的人被问及一个频频参与集会和游行的人更可能是一个出纳或是一个政客时，愈80％的人选择政客，虽然描述里面没有任何谈及此人是政客的证据。 例二：被测试者被要求在二项选择中取一个答案：“在英语词汇中，r更容易出现在（1）一个单词的第一位置；（2）一个单词的第三个位置”，正确的答案应该是（2），可是绝大部分人都选择（1）。可见，人们总倾向于依赖自己熟悉的、令其印象深刻的记忆去帮助他们作出判断。有谁会刻意留心哪一个单词的第三个字母是r呢？ 例三：测试者被要求做下面一道选择题：（a）你输了9元钱；（b）你赢了30元钱后又输了9元钱。同样是输了9元钱，哪一种情形你受伤害更严重一些？ 结果84％的人选择了（a）。 类似的实验在卡尼曼和特维斯基一系列文章中还有很多。有趣的是，身为心理学家，卡尼曼和特维斯基最负盛名的几篇文章，却都刊登在经济学或金融学期刊上，也许他们认为经济学家们最应该看到这些成果并认真反思他们那业已延续多年的公理体系吧？！ 经济学界的回应远比他们想象的要热烈。理查德·塞勒（RichardThaler）最先把认知心理学一系列成果和经济学、金融学的一系列现象联系起来（我很惊讶这次瑟勒未获奖）。这方面的努力尤以金融学领域为甚。金融学的许多困惑，如“一月效应”（Januaryeffect）、“周末效应”（Weedendeffect）、“动量效应”（Momentum effect）等等，在经济学家们尝试着把人类的非理性、系统性认知偏差纳入模型之后，似乎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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