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评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孤独的具有人文思想的献祭者(2)

        3.  过于美化人性的人文主义者
　　作为王子，哈姆雷特是优秀的。在别人眼中，他是“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眼镜，人伦的雅范，举世注目的中心”。（朱生豪，143）并有“高贵无上的理智”。他在莎士比亚笔下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作者通过他的言辞和他就读于威登堡这一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名城的特殊安排暗示了他的身份。剧中他唯一的支持者和知心人霍拉旭也在同一城市就读并自称在精神上是个罗马人，这些也印证了这一暗示。在人文主义的熏陶下他对人性的美好深信不疑，对理想之国的建立充满了憧憬。而这一切在接踵而至的一系列打击中，陷入怀疑的深渊。英明的父亲去世了；忠贞不逾的爱情理想也被淫邪迷了心窍的母亲亵渎了；至亲的叔父背叛了亲情成了杀父仇人；吉尔登斯吞、罗森格兰兹这两位多年的好友也摒弃了友情，自觉的成为迫害他的工具；以波洛涅斯为代表的朝臣更是见风使舵毫无原则，成为敌人的帮凶。人性在他的眼前褪去了理想的光彩，赤裸裸的展示着它的全部丑陋。哈姆雷特的心理经历了震惊中的头脑空白和清醒后的万念俱灰。这种境遇下，回顾自己接受的人文主义对人的盛赞，他只能发出无奈的嘲讽：“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可是在我看来，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朱生豪，130）。对他这一人文主义者而言，为父“复仇”就不会仅是个人的“复仇”，也应是社会的“复仇”。所以他感叹：“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大的责任！”（朱生豪,117) 他不像雷欧提斯那样，为父报仇就聚众造反，而是敏感地思考到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不仅仅是私人的仇恨。在克劳狄斯慌乱地向上帝祈祷时，哈姆雷特不、没有趁机杀死他，他不愿意在杀父仇人“正在洗涤灵魂”的时候报仇,而是想到要在敌人罪恶昭彰时，再举起正义的剑惩罚邪恶。这不能仅仅归结为哈姆雷特的宗教情结，更不能怪罪哈姆雷特的优柔寡断，这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文主义理想者的必然行动，而不再是宫廷权利的血腥争斗。而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他始终不愿也不想采取聚民暴乱这一最实际有效的手段。他的复仇首先是一种精神复仇，他称克劳狄斯为恶棍，奴才，小丑，扒手和无赖，他讽刺朝廷中趋炎附势，虚假做作的风气。人文主义自身的不足也促使了哈姆雷特的悲剧的形成。         4. 慷慨赴死的献祭者
　　哈姆雷特明知道应该自己做什么，却犹豫应该怎样去做的状态中，最终也没有处心积虑地筹划杀死克劳狄斯，反而不断地转向自毁和自戕。初时的孤苦焦急之情让他有自杀之念。在他误杀老波洛涅斯后的言语中就可以明显看到这种自毁意识：“我很后悔自己一时鲁莽把他杀死；可是这是上天的意思，要借他的死惩罚我，同时借着我的手惩罚他，使我一方面自己收到天谴，一方面又成为代天行刑的使者。我现在先去把他的尸体安排好了，再来承担这个杀人的过咎。”（朱生豪,164）英国之旅使哈姆雷特的心灵获得了片刻的宁静。他归来手执骷髅站在墓地陷入冥思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了自己行动的毫无意义,明白美好与丑恶终究在死亡面前归于虚无。在克劳狄斯派人邀请他与雷欧迪斯比剑时，虽然明知其中有诈，哈姆雷特还是答应了，当霍达旭劝阻时，他说：“一只雀子的死生，都是命运预先注定的。注定在今天，就不会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今天；逃过了今天，明天还是逃不了，随时准备着就是了。一个人既然不知道他会留下些什么，那么早早脱身而去，不是更好吗？随它去。”（朱生豪，201）麻雀曾被耶稣用来鼓励自己的门徒。此时，哈姆雷特也借此鼓励自己不畏死，打算像宗教中的殉道者，英雄般地慷慨赴死。最后，他将死时靠自己的力量惩罚了克劳狄斯，而他自己也步入了毁灭。在最后，哈姆雷特阻止霍达旭去自杀，让他忍痛讲述自己的故事，如耶稣死后复生吩咐使徒传讲他的故事一般，传播着爱。哈姆雷特也通过“讲我的故事”来显示自己在一种绝望中的希望和对自己命运的肯定；在悲剧的怜悯与恐惧中向人启示着爱与揭示着自己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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