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君犹盂”与“老板文化”(2)

    刘邦投太上皇所好，太上皇受之泰然，结果搞乱了一方民风。更严重的是，别人也会对刘邦投其所好，上行下效。刘邦小时候常在乡间的社日活动中参与社祭，乐此不疲。大臣们知道了这一点，就把他乡间的旧社整体搬迁到新丰城。经过一番经营，不仅社树下祭祀社神的供台像模像样，而且连周遭的街道、楼房、宅院都保持了原貌。据说那些被搬迁过来的人们“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鸭于通涂，亦竞识其家。”为了能让刘邦重温旧梦，大臣们下足了功夫，劳民伤财。

    应当承认，管理者无论如何位高权重，也需要正常的生活空间，包括对自己偏好的满足。问题在于，管理者对“太上皇”投其所好，别人也会对自己曲意逢迎，受之泰然，都有可能导致不健康文化的形成。在左右逢源中，我们很难分得清这是个人交往还是想对自己的职位行为施加影响，自己感性的当期满足很容易放松应有的警惕。由于受到时空的限制，如果自己的偏好很容易就能够得到满足，那一定有潜在的因素在起作用，很容易导致副作用的产生，给另有所图者留下作弊的空间，对以后的发展造成隐患。如果说以后的发展是一种“潜绩”，投其所好造成的是一种“显绩”，那么，“显绩”的出现往往会以失去“潜绩”为代价。于私，留下的隐患将证明得不偿失；于公，那留有隐患的“显绩”就是一种“虚绩”。

    其实，“虚绩”不虚，有人会在其中“务实”。比如在刘邦作新丰，移旧社的时候，就有一个叫吴宽的匠人大发其财，他在整体搬迁的时候为了使“衢巷栋宇物色惟旧”而索贿受贿，一个月就“致累百金”。管理者自己以“虚绩”代替业绩，当然可以证明自己的某种诚意或者能力，在营造“虚绩”时付出的代价也许是有限的；但是由此造成的弄虚作假、长官意志等不健康文化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不健康文化的滋生将严重侵蚀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管理者对个人偏好不能不有所节制，既不能借此迎合上级，也不能对别人的迎合受之泰然。

    修元正本！

    管理者的言行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孔子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为人君者，犹盂也；民，犹水也。盂方水方，盂圆水圆”。然而历史发展到今天，需要我们反过来加以解读，所谓企业文化就是老板文化，那是说要想形成健康的企业文化，管理者必须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从严格要求自己做起，在个人的喜好上修元正本！孔子的话就应当改为：“老板者，犹水也；以人为本，犹盂也。盂方水方，盂圆水圆。”
    《韩非子》中记载了一个“齐桓衣紫”的故事：齐桓公历来喜欢穿紫色衣服，他当上国君之后，紫色就成了齐国的流行色，全国的紫色绸缎都贵了起来，连紫布都脱销了。当时加工紫色绸缎比较麻烦，崇尚紫布等于崇尚奢靡之风，齐桓公为此十分愁闷，就问宰相管仲该怎么办。管仲说：“大王您想煞这个风并不难，可以先脱下自己的紫色服装，然后对身后侍卫说：我非常讨厌紫颜色。如果这时再有穿紫颜色服装的进来，您一定要对他说：你先回去脱掉你的紫色衣裳，我非常讨厌紫色！”齐桓公说：“好，我一定照这个办法去做。”果然，齐桓公这样做了之后，左右近臣当天就没有一个再穿紫色衣服的了。第二天，整个京城再没有一个穿紫色衣服的了。第三天，全国范围内也没有一个穿紫色衣服的了。

    无独有偶，邹国的国君戴帽子时喜欢佩长帽带（即长缨），左右都跟着学，使得长缨一时很抢手。后来，邹君“先自断其缨而出，国中皆不服长缨”。由此可以看出，韩非子说，“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并不是在鼓励君主由着自己的性子来，相反要根据国家的利益改变自己的性情，为了纠正不健康的风气要以身为令。从公好紫衣改公恶紫衣，从君服长缨到君断长缨。这就等于在“人君犹盂”的关系中，把“盂”与“水”的位置颠倒了过来，体现了一种民重君轻、修元正本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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