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公共管理伦理面临的挑战及发展趋势(2)

　　首先，互联网改变了组织结构与权力结构，必然使传统的政府与公民的伦理关系受到挑战。传统公共管理伦理体系中，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处于主导的占居优势地位的一边，公民作为管理的客体，处于被动的一边，在这种关系中，政府被认为是由社会精英的公务员组成的组织，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公民则被动地接受领导与指引，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途径和方法受到限制，因而其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也得不到有效的发挥。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管理的伦理被称为行政伦理或政府伦理。互联网时代，由于网络的广泛运用，传统的科层制组织结构下的等级观念被削弱，网络交往中体现出的人际关系水平化、社交的随机性与横向性的特点，使固有的社会结构及秩序渐渐被打破。公民的权利意识与表达愿望因互联网的发展而得到强化，从而推动了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变化。一方面，互联网为公民参与社会事务，表达自身意愿创造了技术条件，手段的便利性又激发了公众的参与热情，使公民权的实现获得了现实性。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对政府的权威构成挑战。互联网时代，权威的形成，特别是借助公共舆论而形成基于价值观认同的的软权力的形成越来越依靠“说服人心”的软力量，而非依靠国家机器为后盾和利益诱导为方式的硬实力。围绕着“意见领袖”建立起来的虚拟社会网络正在重构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而也将重塑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并将逐渐对实体社会产生影响。［5］

　　其次，互联网使传统的伦理约束机制受到挑战，网络舆论约束的特点挑战着公共管理者的伦理自觉与应对能力。在传统社会，正式的社会舆论为政府所掌握，媒体被定位为党的喉舌，而且并非每一个层级的政府都有舆论支配权。传统媒体具有单向性、一元化和非突发性。较传统社会舆论而言，自由性、交互性、多元性、偏差性、突发性等特点成为互联网时代网络舆论的重要特点。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每个人都可以在瞬间之内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和接收者，网络环境下社会舆论发布方式便利、速度快捷，参与度超高。互联网时代，全民化的社会舆论监督体系逐渐形成，而公共管理道德显然成为了这场社会舆论监督中的焦点，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由于公共管理者的公共性特征以及传统的神秘文化导致的封闭管理和信息屏障，在全民化的社会舆论监督体系中，公共管理者成为了“放大镜”下的焦点群体，一举一动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2008年，在网络上引发无数议论的“南京九五之尊”事件，就是通过网络的不断发酵，最终导致了事件当事人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的锒铛入狱。2012年8月发生的陕西延安卧铺车车祸，现场安监局局长一个格格不入的微笑，暴露了他隐藏已久的严重违纪问题。

　　互联网时代，网络监督已经成为公共管理伦理监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看到网络对于公共管理伦理监督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当对其可能产生的难以控制的后果有所警惕。网络舆论较之传统媒体，具有偏激与非理性的特点。这一方面是因为网络世界是一个虚拟世界，除了一些知名人士或基于各种原因主动公开身份的人士之外，通常网民以虚拟身份匿名参与议题讨论，因而更少受到道德伦理的约束；另一方面，也因为在网络上，人们聚集在一起发表言论时，仿佛现实中处于集会中的人们一样，判断力和心智力会下降。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认为，独立存在的个体是理性的、文明而有教养的，但是随着群体密度逐渐变大，群体的认知和行为方式渐渐趋同，越来越非理性和野蛮。“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6］这一社会心理学原则在网络群体事件中屡屡得到印证。

　　第三，网络的广泛运用改变了社会组织和权力结构，改变了社会政治关系，特别是电子政务的广泛应用，改变了政府公务员的工作方式与技术手段，从而通过对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改变以及政府工具的改变使公务员的个性与人格发生变化。任何技术对人类的影响都是双重的，互联网对行政人格发展也一样，既可以成为行政人格发展的驱动力，也可能成为行政人格提升的“陷阱”。

　　一方面，互联网有助于行政人格的生成与提升。互联网信息技术可以促进行政人最大限度地实现角色意识与角色行为的统一性，并且较易实现角色转化，对于行政人格的形成具有积极的作用。互联网世界中人机对话较现实世界人人对话而言心理上更放松，更少伪装与修饰。电子政务所创造的基于互联网的人机对话的行政环境中，行政人员进行“角色换位”更加容易。他们可以把自己“假定成”不同的角色，体会不同的角色的需求和情感，从而在与上级领导、下级成员以及服务对象的沟通中能更好地理解他人，把握好自己的职责与情感，扮演好职业角色。互联网在行政工作中的广泛运用，使行政人员在缩短工作时间和降低劳动强度的情况下，能掌握更多的信息。行政人员劳动时间的缩短，可以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进行网上学习，人际沟通、扩大视野，这样就使公务员的工作、生活以及闲暇得到一个有机的结合，从而为行政人员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互联网为基础的电子政务的发展，必然推动行政组织结构由“金字塔”向“扁平型”转变，从而使官僚化组织中的等级身份将逐渐淡化。同时，互联网时代的公共服务的即时性使行政人员的自由载量权增加，对行政人员的行政自主性要求明显提高，这就在客观上促使行政人格不断由依附型向独立型发展。

　　另一方面，互联网信息技术在推动行政人格向独立型发展的同时，潜藏着行政人格“自我同一性”被打破，从而出现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人格相分离的可能。电子政务为行政人员发挥主体意识和能动性创造了条件的同时，也导致现实行政实践中的一些既有的行政道德规范在网络世界失去了效应，这就为行政主体根据自己的偏好与需要任意创造行政角色创造了条件。在网络行政环境中，与现实行政环境中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不同，人机交互关系对行政人员的自律性要求更高，在不存在很强自律精神和道德约束以及自我认知和角色定位能力较弱的情况下，行政人员出现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人格分离在所难免。互联网时代的电子政务环境下，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可能会导致行政人员“符号化”与“机器化”。电子政务极大地提升了办事效率，创新了公共服务的方式。但是在电子政务状态下，行政相对方的许多自然的、社会的特性都被剥离，剩下的只是一个符号。这样的工作环境，会使行政人员成为只会处理信息和数据，信念、感情、意志力淡漠的机器人。互联网技术的使用还会在一定程度上诱致新型的“依附人格”。离开了互联网，我们无法写作、无法购物、无法与人沟通与交流。事实上，人类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已经被互联网所控制，行政实践中也是如此。行政人员需要依赖网络提供信息进行决策，需要依赖网络提供工具进行操作。如此，行政人员原来对上级决策、对官僚体制的依赖便转而成为对信息技术与网络的依赖。

百度搜索“yundocx”或“云文档网”即可找到本站免费阅读全部范文。收藏本站方便下次阅读，云文档网，提供经典理学类互联网时代公共管理伦理面临的挑战及发展趋势(2)在线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