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才、功：当代新兴书院的基本精神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举世瞩目。然而，中国的教育、国民素质和社会道德却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得更好。相反，教育出现了很大偏差和缺陷：受教育者有知识没文化、有学养没教养、有“术”无“德”、有“得”无“道”等现象不在少数。杨东平指出：“学校教育的人文内涵也在严重流失，教育蜕变为教学，教学蜕变为训练，树人育人的过程日渐变成考试之学、技艺之学，青少年对中国文化认知不足、对民族文化的感情淡薄。”[1]总而言之，当代教育过分强调了对受教育者“技”和“术”的传授，输入大量的“求生技能”，从而消弱了对受教育者“道”和“德”方面的修炼，缺失人文道德的培养，缺少对受教育者完整人格的塑造。大学也非净土，“人文精神滑坡和文化品位下降”、“功利主义思想愈演愈烈”、“知识分子缺少公共义务和道德责任”[2]。为此，有高人开出药方——恢复国学，重读经典，补充教育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授之不足。“国学热”于是持续高温不下，国学讲座一直受到热捧，国学班如雨后春笋般兴办起来，国学经典开始走进中小学课堂，国学大师也应运而生。随之而来的，便是当代书院的兴起。

一、当代书院林林总总

当代书院的兴起，如上所述，是伴随着“国学热”而来的。其目的显而易见，是想通过继承中国古代书院精神，弥补当代教育之不足，拯救中国的教育和社会伦理道德于滑坡。

中国大陆的新兴书院首先创办于大学。原因之一是，古代书院也是一种教育机构，现代书院理所应当地建在大学。原因之二，也是人们每每津津乐道的，就是有香港中文大学创办运营书院成功的例子可供借鉴。

香港中文大学实行“学院”和“书院”双轨制。学院负责“学科为本”的教学，书院负责“学生为本”的教学，通识教育多由书院承担。“书院制是中文大学保留传统血脉的筋络，是秉承精神气质的标签，更是教职工和学生归属感的象征。可以说，是四个书院各具特色的研究方向和精神气质，造就了中文大学今天的成就和名望。”[3]姑且不论香港中文大学的书院是脱胎于英国剑桥大学的书院制，还是传承于中国古代书院，起码说明一般人甚至有些学者，都认为这是弥补当今大学教育不足的有效途径。台湾作家、学者薛仁明2014年4月27日应北京大学教育知行社邀请，做了一场题为“用书院取代大学文科”的讲座，在网上颇有影响力。可见，在一些学者心目中，书院对于大学教育或高等教育的改革是何等重要。

自2005年复旦大学开始尝试推行通识教育，成立“志德”、“腾飞”、“克卿”和“任重”四个书院之后，全国70多所高校有所行动[4]。西安交通大学自2008年开始陆续设立了8个书院，贯通了本科四个年级。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大学、苏州大学、暨南大学、汕头大学等也启动或已经开始书院建设。还有更多大学的书院建设在酝酿之中。

除了大学创办书院外，还有地方政府、文化机构、企事业单位、佛教寺院等机构创办书院，也有有志于振兴中华传统文化、改良中国教育的仁人志士私人创办书院，也有“无利不起早”的商人参与其中，创办实为总裁班、中学生辅导班或文艺考级班之类的所谓“书院”，甚至房地产开发商也把楼盘冠名为“书院”，林林总总，泥沙俱下。

这里仅按类各举一例，以资说明。所有资料均来源于各书院的官方网站。

（1）政府参与创办的书院，以厦门“筼筜书院”为例。该书院创建于2009年，是一所政府规划的书院。它秉承“旧学商量，新知培养”的理念，广邀精英讲授国学要义，开展多层次的国学教育普及、海峡两岸国学论坛以及国学专题研究、经典文集出版等活动，是一个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平台。书院“聘请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为名誉院长，并延聘海峡两岸百余位知名学者为学术顾问，同时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台湾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海内外数十所高校、研究机构建立紧密联系，构建学术交流共享的平台。在高端的学术交流研究之外，公益性质的传统文化普及活动也是书院活动的亮点。书院坚持一年三期的‘国学经典公益常设班’活动，面向青少年开展国学经典启蒙，面向市民开展国学经典原文的讲习，并且定期举办公益‘名家讲座’以及‘竹林读书会’系列活动……”。不难看出，这是一个集国学普及、研究、交流、出版于一体，带有公益性质的机构。类似的还有苏州的“德善书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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