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写作阅读材料001

论文写作阅读材料001

从重民到惠民的思想脉络 方宝璋 重民思想

先秦儒家重视民众、民心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这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治乱安危。《尚书·五子之歌》就提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只有这个根本稳固了，国家才能得到安宁，长治久安。最高统治者在作出重大决策时，均考虑到是否对广大民众有利，有无违背广大民众的意愿。这种重民思想其实际施行程度如何不好评估，但至少说明最高统治者在理论上、言论上是一再标榜的。 春秋时期，当政者对民的认识有了发展。在神与民关系上有一种比较开明的看法是，认为民是神之主，先民而后神。随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有的人甚至认为民的行为决定神的态度，曹刿就指出：“民和而后神降之福。”在民重于神、民先于神，民决定神的认识基础上，这个时期一些当政者对民十分重视，把对民政策作为治理国家成败的关键。虢国的史嚚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陈逢滑对陈君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当政者之所以重视对民政策，是因为他们看到民心的向背决

定治国的成败。如梁伯因“沟其公宫而民溃”，被秦灭亡。尔后楚国沈尹戌在讨论其灭亡的原因时指出：“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因此，君主在制定对民政策时，重点在关注收买民心，如抚民、亲民、恤民、安民、利民、惠民、以德和民等。一些有识之士还认识到君主、贵族等个人的政治抱负只有得到民众的支持才有可能实现，否则必将失败。如宋国乐祁在议论鲁季氏逐其君，鲁昭公企图复国这个问题时说：“鲁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犹可，动必忧！”当时更激进大胆的言论是人民可以抛弃、推翻侵害百姓的残暴君主。如当时卫国人民赶跑卫君，晋侯说：“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师旷回答说：良君“养民如子”，“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如果君主是“困民之主”，民众赶走他是合乎天理的。

战国时期，重民思想又有明显的发展，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孟子与荀子的有关言论。孟子对民十分重视，其中最有名的一句言论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人民是最重要的，社稷次重要，君主第三重要。孟子的人民最为重要的思想，可从两方面予以理解：其一，民之向背关系国家兴亡。孟子指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显然，孟子认为统治者如失去民心，失去民众，就会失去对这

个国家的统治，甚至连自身性命都不保；如得到民心，得到民众，就会拥有对这个国家的统治。其二，民是统治者的财用之源。如统治者失去民众，就断了君主的财源。无民则君主不能行事。

据荀子称，君舟民水是孔子提出来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君舟民水论形象地阐述了一条真理：一方面民是君主赖以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看到了民的力量能够推翻君主的统治。《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了孔子这样一句话：“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荀子借此进行发挥，把木比作君，把民比作鸟。“君善，民则择之；不善，则弃之。”《荀子·富国》中竟有一段大胆惊人之语：“臣或弑其君，下或杀其上，粥（鬻）其城，倍（背）其节，而不死其事者，无他故焉，人主自取之也。”由此可见，荀子认为现实中发生臣子杀死其国君，下级杀死其上级，把整座城市出卖给敌人，背着国君或主人而失节，不会为国君或主人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果出现这些事情没有其他的原因，都是因为国君或主人咎由自取。

《吕氏春秋》作者认识到在治理国家中，民众是不可缺少的，如失去民众，就丧失了治国的根本。《吕氏春秋·用众》篇云：“凡君之所以立，出乎众也。立已定而舍其众，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闻安居。”因此，在作者看来，“夫以众者，此君人之大宝也”，“宗庙之本在于民”。

君主要统一天下，就必须重视民的问题，要推行爱民、利民的大政方针。历史证明，君主只有“忧民之利，除民之害”，才能统一天下。《吕氏春秋》中关于重民的思想，是吸取儒家的“仁者爱人”的思想。这就是对于民众仁爱的人，做事就会很顺利，无所而不往。 保民、惠民思想

先秦时期，与重民思想紧密联系的是保民、惠民思想。统治者在治理国家中，重民思想是其实施政策性工具的指导，是对被治理者——民众的定位；而保民、惠民思想是实施政策性工具的依据，是治理者对待被治理者的政策。

周公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保民”，如他反复强调的“用保乂民”“用康保民”“应保殷民”“惟民其康乂”，以及“裕民”“民宁”等，总之，通过保民使民众安宁、富裕。 周公保民的具体政策思路是“明德慎罚”，这一政策思路的落脚点是关心民众之疾苦。周公提出：“恫瘝乃身，敬哉。”意为要把民众的苦痛看作自己的苦痛一样，加以重视。如果统治者怀着这样一种关心民众疾苦之心来治理国家，那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使统治地位得到巩固。周公强调治国要体察民情，“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这就是要知道耕作的艰辛，关心人民的疾苦，特别是对孤寡老人，应另加照顾。

先秦时期，从总的情况来看，各诸侯国普遍存在着地广人稀

的情况，因此，农业生产缺乏劳动力，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各国重视采取惠民政策，以安定本国民众，不使他们迁徙到国外；甚而竞相招徕他国之民来本国从事生产。《商君书·徕民》载：战国秦昭王时期，秦国地多人少，田宅有余；三晋地少人多，田宅缺乏。但是，三晋之民即使是想得到田宅也不愿到秦国来，这是因为秦国太苦。所以，有大臣向秦昭王建议对外来之民实行“利其田宅”“复之三世”等优惠政策，以招引三晋之民。秦国如能用新招来的民众从事农耕，用原来的秦民对外作战，那就能获得“富强两成之效”。

为了治理好国家，《吕氏春秋》作者也提出君主要有爱民之心，实行德政。君主如爱民利民，行仁义德政，人民就会服服帖帖听从指挥，甚至乐意为君主而牺牲；不用奖赏也会做好事，不用惩罚也不敢做奸邪之事。

这种爱民、利民、行仁义德政的实质，是要求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应该有一个限度，如超过了这个限度，必然会引起人民的反抗，其结果是“以罪召罪，上下之相仇也，由是起矣”。正如《吕氏春秋·义赏》所说的：“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如对民众的索取也像竭泽而渔式的一网打尽，那明年就打不到鱼了。

在治理国家中，刑罚是不可或缺的，但在使用刑罚时，必须注入仁义，必须依托于爱民利民之心，刑罚才能顺利地得到

实施。在使用刑罚时注入仁义，其目的在于引导人民向善。在使用刑罚注入仁义时，必须公平无私，才能达到引导人民向善的目的。如果单方面地使用刑罚，往往会适得其反。 管仲认为，政令之所以能贯彻执行，在于顺应于民心；政令之所以会废弛而不起作用，则是由于违背了民心。只有能使人民佚愉欢乐的人，人民才会宁愿为他忧患劳苦；只有能使人民富裕尊贵的人，人民才会宁愿为他安于贫穷卑贱；只有能使人民安全稳定的人，人民才会不惜为他危殆倾坠；只有能使人民有条件养育儿女后嗣的人，人民才会不惜为他而灭绝后嗣。统治者对待人民，只有先给予，然后方能求取，能够给予也就能求取。统治者必须懂得这个道理。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林海雪原” 钱俊

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作家曲波创作的红色经典《林海雪原》历经多种艺术表现，早已家喻户晓，历久弥坚。杨子荣勇斗座山雕、智取威虎山的传奇故事更因鲜明的英雄主义和大无畏精神，成为国人永恒的经典记忆。如今，电视剧《林海雪原》再次将其搬上荧屏，这不仅是对红色传奇的崭新再现，也是一次“吸睛”“入心”的爱国主义教育，在新时代让渐渐淡薄的英雄主义精神回归，重新定义时代偶像，传递了社会正能量。

新版《林海雪原》是站在曲波经典小说这个巨人肩膀上，挖

掘经典宝藏，用新时代全新制作水准和艺术理解攀登的又一高峰。以文本创作为例，新版《林海雪原》在保留原著内核基础上，充分发挥电视剧创作优势，将原本寥寥几笔的配角人物给予了更丰富的表现。架构上，以往版本都是以会师百鸡宴告终，占了小说近四分之一篇幅的谋攻大锅盔被忽略。但新版《林海雪原》却巧妙完成了从百鸡宴到大锅盔的衔接过渡，奇袭奶头山、暗战神河庙、智取威虎山、围剿大锅盔等故事第一次被完整地搬上荧屏，使得整部剧如同高强度、快节奏的悬疑大片，一直高潮不断，引人入胜。其中，该剧最大的亮点莫过于杨子荣终于正本清源，从习惯性的“中年大叔”回归到原著中的青年剿匪英雄。“203”少剑波和白茹的那种经历生死考验、朦胧纯洁的“雪原爱情”也自然合理，没有凭空捏造之感。

《林海雪原》贯穿始终，有股强势勃发的“气韵”。该剧一开篇就异常紧张、扣人心弦，上演了座山雕和少剑波的第一场生死较量。座山雕率威虎山八大金刚劫火车、“砸大轮”。受到袭击的少剑波临危不乱，冷静指挥。“长腿”孙达得抢上铁桥，拆毁炸药。“坦克”刘勋苍等人攀上车顶，与土匪厮杀。车头内，战士“猴登”栾超家无比灵活，上蹿下跳地与匪徒搏斗……开篇一场“火车激战”不仅清晰展现了座山雕为代表的严重匪患，也从侧面让小分队成员的亮相极具特点。加上凶残的许大马棒带领恶匪制造了“杉岚站”惨案，

《林海雪原》干净利落地用强情节故事交代了我们为什么要剿匪，为什么剿匪任务要交给少剑波、杨子荣组织的剿匪小分队，为什么杨子荣能假扮胡彪独闯威虎山，藏有掌握十万先遣军的“滨绥图佳联络图”是怎么回事？这些以往版本未曾展现的“前因后果”，都在电视剧中得到了充分解构。某种意义上，新版《林海雪原》第一次真正带领观众走进了曲波作品的深处。

“天王盖地虎，宝塔填河妖”；“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啦？防冷涂的蜡！”“正晌午时分说话，谁也没有家”……新版《林海雪原》里，我们依然能看到这样处变不惊、闪耀智慧之光的经典对话。在“么哈么哈”“甩个蔓儿”之类的黑话和威虎厅里，杨子荣向座山雕行坎子礼，献上许大马棒的三件宝贝：青鬃马、东洋刀和联络图，我们看到了那个充满匪气和绿林山规的另类世界。在剿匪小分队披着斗篷穿林海跨雪原，杨子荣打虎上山、小分队飞跃鹰嘴崖、奇袭奶头山、智取威虎山、捣覆神河庙、围剿大锅盔等惊心动魄、生死悬于一线的战斗中，我们看到了“惩恶扬善”，看到了克服艰难险阻、“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正能量。 英雄是时代精神的承载者，每个时代都有英雄。在《林海雪原》里，203少剑波、侦察英雄杨子荣、“长腿”孙达得、“坦克”刘勋苍、“猴登”栾超家、“救护天使”白茹是永恒的时代英雄，这些忠诚勇敢、意志顽强，突破险中险、历经难中

难、发挥智上智、战胜魔中魔的英雄谱写了一个个甘洒热血写春秋、永驻人心的传奇剿匪故事。在过度娱乐的当下，年轻一代疯狂花钱追星；当青少年不知道少剑波、杨子荣，只认得蜘蛛侠、美国队长……新版《林海雪原》的出现是对国民脊梁的重塑，“打虎上山”的杨子荣将成为英雄精神的灯塔，灵魂偶像的标尺。因为，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我们相信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杨子荣，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林海雪原”。 军歌嘹亮 黄敏学

一曲战歌，你令我枪杆握得更紧；茫茫大地，冰雪寒宵，这旋律唱暖了战士的心。艰难的双脚，也忘却征途苦辛，庄严沉毅的脸上，又见到笑意盈盈。你的乐曲，响彻南北战场，人民鼓励你前进，你以作品报答人民。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1927年，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领导的人民军队，也开始了人民军队的思想文化建设工作，《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指出：“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由于条件所限，红军时期的军歌，多以民间曲调、旧式军歌、学堂乐歌、外国革命歌曲等旧曲调，填上新词，如《红军歌》《当兵就要当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八月桂花遍地开》等，却一直没有一首我们自行创作谱曲的人民军队军歌。

1937年“七七事变”后，23岁的郑律成身背小提琴，怀揣一本烫金封皮的《世界名曲集》，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很快便写出了《延安颂》《延水谣》等作品，在延安广为传唱。1938年8月，诗人公木来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与郑律成成为抗大政治宣传科的同事。1939年5月，《黄河大合唱》在延安公演，郑律成灵感倏现，便找到公木，提出也一起创作一个《八路军大合唱》。他对公木说：“你是从前方来的，经历过战地生活，我们携手合作为八路军而歌唱吧！” 题材确定了，然而两人都没有搞合唱创作的经验，据公木回忆：“当时冼星海和光未然合作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很受欢迎，大合唱这个名称就是由此听说的。那什么是大合唱呢？不但我不了解，郑律成也不很了解。郑律成就跟我说，咱们也写个大合唱吧。那咱们写什么呢？就写八路军吧，八路军大合唱。就写八支歌，八路军嘛。他连起来做个谱儿，大家一块儿唱。”

在郑律成的勉励下，7月，公木花了三四天工夫，创作出七首歌词——《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炮兵歌》《骑兵歌》《冲锋歌》《军民一家》，加上先前写成的《子夜岗兵颂》，共是8首。郑律成设想《八路军进行曲》要长短相间、寓整于散、韵律谐和、节奏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插上三个四字短句，两人反复推敲，苦心孤诣。公木每写成一首歌词，就交给郑律成谱曲。在那物资匮乏的战争年

代，没有钢琴，连风琴也没有，郑律成因陋就简，“只是摇头晃脑地哼着，打着手势，有时还绕着屋当中摆的一张白木楂桌子踏步转悠。意识到我在带着笑意注视他，他就走出窑洞，躲到河畔或爬上山坡去创作。制谱似乎比作词更费斟酌些，他也经常用鼻音哼哼出一个调儿来，征求我的意见。”（公木：《“八路军大合唱”是怎样产生的》）

在创作《八路军进行曲》时，郑律成认为歌曲的开头要强劲有力，便在公木原稿“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之前加上了三个“向前”，使其产生一种压倒一切的力量和震天动地的磅礴气势。在郑律成看来：“本来是没有这个引子的，总觉得不够劲，八路军那么大的一支军队，开向前方和日本鬼子作战，得拿出点气魄来，就加上了‘向前，向前，向前’，这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是一个道理，这么写是因为生活里有那么一股激情。”（郑律成：《歌曲创作的“源”与“流”》）经过反复打磨，《八路军进行曲》那激昂雄壮的旋律便在延安窑洞中两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笔下汩汩流出：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是善战的健儿，我们是民众的武装。从无畏惧，绝不屈服，坚决抵抗，直到把日寇逐出国境，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听，风在呼啸军号响；听，抗战歌声多嘹亮。同志们整齐步伐奔赴解放的战场，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去敌人的后方。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向华北的原野，向塞外的山冈。 整首作品词曲浑然一体，不仅集中展现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还把人民子弟兵一往无前、无坚不摧，追求民族自由解放的革命精神，用铿锵有力、热情昂扬的音乐和诗一般的语言表现出来。这年冬天，《八路军大合唱》由鲁艺音乐系油印成册，郑律成亲自指挥，在中央大礼堂举行专场音乐晚会。1940年夏，《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正式发表于《八路军军政杂志》。1941年8月，延安举办“五四中国青年节”作品征集活动，《八路军大合唱》以《献给八路军的军歌合唱集》为名，被评为音乐类甲等奖。

抗战胜利后，八路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1946年《八路军进行曲》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歌词也相应予以修改，如1939年原版“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一句，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改为“全中国人民彻底解放”，在1964年拍摄的影片《霓虹灯下的哨兵》中解放军战士唱的是“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现在的版本则为“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最后两句歌词也改为“向最后的胜利，向全国的解放”。1988年7月2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决定，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正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七十八年岁月匆匆过，这首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军歌，穿越战争炮火硝烟，响彻祖国大江南北，唤起人民庄严的使命感

与战斗热忱，激励人民军队为着无产阶级的解放不断奋勇向前。正如刘白羽所言：“这支歌确如狂飙天落，席卷整个艰难困苦而又英勇卓绝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英雄年代。我们每一个解放军战士，就是高唱着‘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排山倒海，冲锋向前，击败日寇，摧毁蒋家王朝，涤荡尽旧世界污泥浊水，奉献出光辉灿烂的新中国……我相信只要热血在我们胸中奔腾，这歌声就将永远嘹亮震荡。”

（作者单位：泰州学院音乐学院） 城乡协调发展的新阶段与新举措 高帆

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结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国将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放在更突出的位置。城乡协调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在不同时期，城乡协调发展面临着不同的经济社会格局。与变动的格局相耦合，城乡协调发展的内涵和实现机制就需做出调整。近些年我国城乡协调发展整体开始步入新阶段，引致城乡协调发展内涵和实现举措的动态变化。 步入新阶段的主要表征

近年来我国城乡协调发展开始进入新阶段，这集中体现为： 首先，整体国民经济转向新格局。城乡协调发展是嵌入在经济结构变动的大框架之中的。随着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消费结构变迁和产业融合增强，城乡居民对农业除食品需求之外，还增加了食品营养化以及生态、休闲、体验、创意等服务需求，对农业等产业的个性化、差别化、便捷化需求也渐趋提高。这就要在产业融合交叉、服务功能拓展的基础上回应新格局。

其次，城乡经济差距呈现出持续缩减的新态势。2009年至2016年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减，城乡消费差距也呈现类似的变动态势。另外，城乡内部不同群体的经济差距却在扩大。 第三，城乡要素配置显露出双向流动的新动向。改革开放后，农村劳动力等呈现出大规模的单向外流态势，当前农村要素非农化流动仍在进行。但近年来，农业的规模经济和要素回报率均有所提高，城镇要素基于收益率变动呈现流向农村的新动向。城镇部分劳动力带着技术、资本下乡从事农业经营，部分民营企业也以家庭农场、公司+基地+农户、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等方式进入农业。引致上述变化的原因是：农业功能的拓展、产业链延长和“互联网+”的应用，使农业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内涵不断升级和拓展

我国城乡关系是适应整体社会系统而动态变动的。整体国民经济的服务业化、城乡经济差距的持续缩减、城乡要素配置的双向流动，导致城乡协调发展的内涵在丰富和拓展。 上世纪7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我国处在工业化加速推进时

期，城乡收入差距在波动中渐趋走高。相应地，此阶段的城乡协调发展具有如下内涵：以抑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为核心目标，通过农民非农化以增强农民收入的多样化，并为大规模的工业化提供劳动力资源。同时，通过对农村的“少取”和“多予”，来矫正此前公共产品配置的城乡失衡。此时段的城乡协调发展更多是从“工具理性”角度出发，即城乡差距扩大会影响社会秩序、粮食安全、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城乡协调发展主要是回应我国面临的急迫问题而倒逼出来的。

现阶段我国的宏观背景正发生深刻转变，这导致城乡协调发展的内涵走向升级。具体地说，在经济差距缩减的情形下，城乡协调发展应更强调城乡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更强调城乡之间、城乡内部不同群体充分分享增长的成果。在新阶段，城乡协调发展包括但不限于收入差距缩减，要形成城乡之间、城乡内部不同部分产业融合度提高、要素流动性增强以及公共产品相对均等化配置的新格局。在新阶段，城乡协调发展既有“工具理性”，也有“价值理性”，它是拓展国内需求、优化产业结构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也是对持续性、包容性发展以及共同富裕等更高目标的积极回应。 需要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

城乡协调发展需要理念创新，也需要实现机制和操作方案的动态调整。近年来我国城乡协调发展的内涵升级，实现城乡

协调发展的举措也就具有新特征，并均是围绕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这个主线展开的。

首先，促使市场在城乡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当前价格对要素稀缺程度的反映还不准确，市场对城乡要素配置的作用亟待增强。在城乡协调发展新阶段，我国必须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例如，在劳动力配置中，必须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加快新型城镇化，促使劳动力形成城乡双向流动的格局。

其次，增强产权制度完善对城乡协调发展的推动力。要素市场化程度提高与产权制度完善紧密相关，新时期我国必须通过产权制度变革，为城乡协调发展提供动力源泉。 第三，积极推进农业经营主体和生产方式的多样化。农业经营主体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目标的微观载体。当前，我国农村除传统农户之外，已经出现了家庭农场、农业大户、农业专业合作社等多种经营主体，其经营也扩展至“从田间到餐桌”的整个环节。现阶段的农业经营主体和生产方式创新应契合各地现状，此外，经营主体和生产方式的多样化应更多引入“互联网+”等技术因素，以此推动对农业组织方式、流通方式和分配方式的持续改造。

第四，促使政策重心更多转向“放活”。在新阶段，对农村的“少取”和“多予”依然是重要的。同时，城乡协调发展的内涵转变导致“放活”的作用在增强，将决策权更多交给

城乡微观主体，增长成果也更多由城乡微观主体来分享。 总之，新时期我国城乡协调发展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更高远的目标，实现该目标需要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 (作者系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以法治思维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组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医患关系还存在一些紧张状况，影响了社会和谐和健康中国建设。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因素非常复杂，需要从医患双方、医学活动本身特质、医疗卫生体系现状和社会大环境等方面探究原因；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也需要从各个方面着力，坚持多管齐下。当前，解决医患纠纷、构建和谐医患关系，首先需要坚持法治思维、采用法治方式。实践证明，医患纠纷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只要存在医疗服务，就有可能出现医患纠纷。但只要坚持法治思维、采用法治方式，就能更加有效地解决医患纠纷，保障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维护医疗秩序。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尤其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增强医患双方法律意识，进行预防性法治建设。一些地方之所以发生恶性伤医事件等违法犯罪行为，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人法律意识淡薄。构建和谐医患关系，首先需要引导人们

增强法律意识，在发生医患纠纷时能够利用法律手段解决纠纷。当前，一些患者的维权意识有了很大提升，但法律意识并没有相应提升，遇到纠纷就采取非理性甚至极端方式来维权；一些医护人员也缺乏用法律手段解决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不在法治的轨道上处理纠纷，就会使一些医患纠纷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重。因此，要加大普法力度，加强与处理医患纠纷有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帮助医患双方使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现行医疗卫生法律法规的重点放在了医疗机构、医疗技术等方面，在医疗服务方面还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这使普法工作难以增强针对性。因此，应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完善医疗服务方面的法律法规，使医患双方在处理矛盾纠纷时有法可依。

保障医患双方平等地位，维护双方合法权益。用法治思维解决医患纠纷，需要将医患双方作为平等的主体。在医患关系中，医生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职业，这一特性使得医患双方容易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个别医护人员可能会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侵犯患者的合法权益。而一旦发生医患纠纷，一些患者又会凭借人多势众侵犯医护人员的合法权益，甚至一言不合便拳脚相加，对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构成极大威胁。用法治思维解决医患纠纷，就要保障医患双方的平等地位，既不能因为医护人员的专业优势而损害患者的合法权益，也

不能因为担心患者聚众闹事而损害医护人员的合法权益，双方的合法权益都应依法

百度搜索“yundocx”或“云文档网”即可找到本站免费阅读全部范文。收藏本站方便下次阅读，云文档网，提供经典英语学习论文写作阅读材料001在线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