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的科学逻辑和实践逻辑：冲突与和解(4)

　　但是，我们在看到教育学发展的实践性这一基本的路径，力图实现教育学“入地”工程的同时，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已经处于一个理论共同体当中，对问题的解读似乎也只能是在既定的理论框架或者话语中才有可能，这构成了教育学本土化的逻辑硬伤。同时，当我们为避免西方话语的“控制”，力图找到教育学“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问题域限、研究视角、思维方式和命题的言说方式”时[31]，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理论上的事实，我们已经进入到科学认识本身所开启的问题域当中，已经被问题所牵着鼻子走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本土化(原创)绝非是无中生有，另起炉灶，始终具有相对性的意义。无疑，既往的研究往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批判与超越的平台，对这些既有理论和思想的展开和对传统的续构无疑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当今教育问题的认识，本土化也恰恰是借助于那些既有研究强大的反作用力而得以彰显的。从逻辑上讲，我们谈原创和创新，也是以原有理论和既往研究为参照值的，离开了既往我们不可能达成对问题的一种崭新的认识。显然，我们落入了因果关系的循环，但关键是该以何种方法来切入这种循环。历史表明，任何一种有建设意义的切入无不是“积极的虚无”。这种积极的虚无绝对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建立在对传统主动的质疑、批判、创造性的吸收基础上的。需要我们立足于当下的语境，尽可能全面、系统地洞观我们周围的无形或有形的因素，在实事求是、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秉持发展的观点，坚持具体问题区别对待；需要我们不断挖掘“文本”既有的教育思想和作为思想具体化的教育实践的意义，并进行不断地活性解读；需要我们在传统和现实之间保持一个合适的张力，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扬弃既有，这是对待传统与创新的理性态度。

　　五、结语

　　在教育学实现发展并力求有所作为的同时，同时也不能以否定根基为代价。我们否定的是狭隘的唯科学主义，而绝非科学本身。教育学研究应该淡化的是本质主义的“流”，更多的应突出“变”，切实从“预成”走向“生成”，从实践层面凸现理论研究的视阈性、发展性、多元性和关系性。[32]只有这样，才能减少我们在学科问题上的形式化的无谓的争论，才会更加务实。“教育学中国化”的提出，在理论上不仅符合了教育学科发展的逻辑，在实践上也是务实的。毕竟，任何一种思想或者理论的体认或接受都是主体选择的结果，而主体是从属于文化的，对文化的尊重则是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首要前提。教育学的意义归根结底是由文化所体现的内在价值所决定，实现教育学本土化理所当然地成为教育学的出路和基本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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