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二战前旧金山华人教育的历史特点(2)

　　对美国传教士来说，想要完成福音化中国移民的任务，语言是最难以跨越的障碍。受种族主义文化优越论的影响，白人传教士认为只有英语才是世界上最好的语言，而早期华人移民中文盲数量众多，用汉语向华人传教也不现实。其实对于华人移民来说，学习英语有很强的实用性，有助于他们在美国找到更好、更体面的工作，或者回国以后谋一份与洋人相关的待遇丰厚的工作。因此传教士对华人进行宣教的早期，英语教育也被视为接触华人的“唯一方法”。

　　教会为华人提供英语教育可谓顺应了时势。当加州一些地方政府还未曾为华人设立公立学校时，教会却主动设立夜学和主日学校，教授华人英文，当然也顺便向他们灌输基督教义和美国的价值观念及伦理道德。1871年华人公立学校关闭后，教会学校更是成为华人子女和成年华人接受英语教育的唯一途径。华人众多的旧金山成了教会学校云集的地方。在19世纪80年代，有一系列的基督教组织包括长老会、浸礼会、卫理公会、圣公会、公理会等，在唐人街设立了学校，提供了英语学习的有关课程。至1892年，共有11个美国教派投身于华人的传教工作，在北美(包括加拿大)建立了10个华人教会，10个华人基督教机构和组织，291个主日学校和传教会。[4](32)根据吴景超先生统计，在旧金山，1915年，新教教派主持了28所各种程度的主日学校，成员多达1400人。这项事业的费用，每年约达42000美元。[5](166)

　　就学校性质而言，教会学校类似于现在的英语补习学校，其原因是传教士在华人社会设立教会学校仅仅是为了接近华人，进而使华人接受并皈依基督教。女公会进行宣传的小册子明确指出，她们的目的是向华人妇女和子女传播福音，促使她们皈依基督教，并坚持认为“要想顺利完成这一神圣的使命，最有效的方法是抓住孩子的心灵，而且越早越好，训练他们促其形成高尚的生活方式”[3](123)。庞德牧师指出，“在这些学校中，福音教育一刻也不能被取代，他们只是吸引华人前来接受福音传播的网而已”[6](415)。这句话道出了教会学校的本质。尽管教会学校以传教为目的，但在严酷的种族歧视环境下，有着基督教博爱思想的教会学校还是得到了许多华人家长和孩子的青睐，许多华商还主动为教会学校的开办提供资金。

　　教会学校、教会教育的基本前提和最终目标都是宣教，即实现所谓华人的基督化，所以宗教教育在这些学校中都占有很大的分量。二战前，一名华人学生在一封信中这样记载：“每周一和周二晚上，学校下课以后(9：30)，中文的圣经课程；周三晚上下课以后，祈祷会议；周四晚上下课之前十或十五分钟，宣讲福音；周五晚上，中文的圣经课程；周六晚上，祈祷会议；周日晚上，一切照旧”[7](93)。根据相关研究，宗教教育及教会相关活动的时间大体与英语学习的时间相等或者更多一些。

　　虽然教会学校有传教与教育的双重目的，但是就实际效果而言教育胜于传教。在教会学校中，除了学习英语外，华人学生对传教士的圣经教育没有多少兴趣。因为无论是对于华人子女还是华人父母来说，日常生活中的现实目标才是最重要的，熟练掌握英语技能，获得足够的社会知识，不仅能为将来进入公立学校做好准备，更长远的是能在白人主流社会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因此，虽然教会学校也通过宗教教育的形式来加强对华人子女的基督教化，但无论从华人改信者的数量还是其实际行为来看，基督教化的效果并不明显。

　　三、家庭教育：家庭结构完整化与教育正常化的同步趋势

　　受旅居思想影响，早期美国华人移民以单身男子为主，再加上排华法的严厉打击，华人男性无法形成正常的核心家庭形式，与中国传统的扩大式家庭更是相去甚远。数以万计的华人男性与他们的家庭分离于太平洋两岸，其子女教育主要由中国的妻子来完成。当时也有部分华人儿童通过各种途径来到美国，无论是独自一人来到美国或者是跟随亲戚移民，其主要目的都是工作。由于女性的缺乏，这些华人孩子不能享有正常的家庭生活，而且来自家庭的经济压力和长时间的劳作，严重地影响了他们正常地接受教育。华人家庭和华人子女是家庭教育的基础，华人家庭的残缺造成了华人子女家庭教育的缺失。

　　大量女性的出现与华人儿童的增多，可以说是20世纪10-20年代旧金山华人社会的一大变化。从家庭结构来看，双亲家庭不断增多，同时家庭的经济条件也有了明显的改善。这也反映了排华法的效力，因为它限制了华工进入美国，这样，以工作为目的的华人儿童就大大减少了。同时，排华法规定华商阶层可以不受限制，而得以留下的华商家庭本身经济状况也比较好。此外，由于华商的特殊地位，许多华人移民愿意通过资本的积累来获取商人身份，从而争取到更多的移民资格，实现家庭的团聚。这其中还有很多华人移民是利用1906年地震造成的移民空额，以华人妻子、儿女的身份进入美国的。此后，旧金山华人的家庭结构开始由分裂走向完整，家庭的经济功能和教育功能也终于融为了一体。

　　唐人街的双亲家庭与中国传统家庭相仿，往往由妇女来承担对子女的教育，这些华人妇女在国内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也不懂多少英语，她们尽量教导子女使用中国的传统语言，并在家庭的饮食起居等方面保持着中国传统。对于唐人街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家庭经济的需要迫使妇女们外出求职，其子女在课余时间也要外出打工赚取家用。

　　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许多中产阶级的华人家庭开始搬到白人社区居住。受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教育观念的影响，华商家庭更注重孩子的教育，庇护孩子享受自己的童年生活，他们的孩子，比唐人街的孩子有更多的私人空间和休闲时间。尽管中产阶级的华人家庭没有过重的经济负担，但是许多华人父母还是坚持让孩子做部分散工，因为他们想让孩子认识到工作的艰辛。

　　在中国传统文化“家国同构”的思维定向中，家庭教育被赋予了最直接、最重要的社会意义。在唐人街的华人家庭中，这种传统文化对家庭教育功能的强化也为华人所传袭。同时，在美国社会残酷的排华氛围中，这也是对来自主流文化排斥的抵制与回应。从家庭教育的内容来看，中文的学习、中华传统的伦理道德被旧金山的华人家庭所重视，例如许多家庭的家训、家教就是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它围绕着为人处世这一核心环节对子女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华人移民家庭毕竟与传统的中国家庭不同，在主流社会的影响下，移民社会文化吸收的特质使华人社会发生了渐进式的改变。以女性教育为例，中国人向来就不重视女性的才学，华人父母也沿袭了国内重男轻女的思想，认为正规教育只适合于男孩，只有儿子才有必要接受教育。受当时美国社会开明风气的影响，很多父母开始逐步认识到让女儿接受教育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20世纪20年代，唐人街的华人女孩基本上都享有了受教育的权利。1920年，旧金山唐人街大约有65%的华人女孩在远东公立学校读书。[8](126-127)二战前，随着旧金山华人子女的增多，他们被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强烈愿望所征服，华人家庭教育也从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与传承，陷入到中西教育的文化冲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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