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法治观下“危险驾驶”刑事立法的风险评估

关键词: 民生法治；危险驾驶；入罪；风险评估

内容提要: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将危险驾驶入罪是出于保障民生的良好动机，但实际效果则可能有损于真实民生福利：仅仅将醉酒驾驶与飙车入罪会导致我国的危险驾驶类型行为之间的处罚不公平问题；导致相关的行政法虚置或冲突，有违宪之嫌；导致“选择性执法”的困境问题，成倍加剧我国警力以及其他司法资源严重不足的矛盾，使得危险驾驶变得更加的放任自流，并增加了酒驾者逃逸的动因以及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的危险性、可能性；导致立法与民族文化习惯的冲突。入罪对民众的酒后驾驶习惯的改变不会有实质影响，相反会导致对公务员以及其他普通老百姓的实质生存、发展福利的不当损害。通过提高行政执法的力度，完善现有的行政法律，以及对现行刑法进行合理的解释，可以起到比入罪更好的预防、控制危险驾驶的良好效果。
 
 
    2010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中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或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2010年12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二次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进一步加大了对醉驾、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的惩罚力度，取消“情节恶劣”的限定，并规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将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尽管舆论导向对这一立法建议持支持态度，认为这一规定有利于保障民生，但笔者仔细考究支持这一立法的各种理由，却发现这些理由有的似是而非，难以站住脚；有的则有一部分道理，但并不充分。所以应该慎重对待危险驾驶的入罪问题。

　 一、“危险驾驶”入罪理由概述

　 纵观支持危险驾驶入罪的各种理由，笔者可将其归结为一个基本点—保障民生，即支持危险驾驶入罪的学者相信对危险驾驶施以刑罚，能够起到更好的警示作用和预防危险驾驶行为的发生，有利于提前保障民众的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具体理由大体上有如下几点：

　 1．我国当前危险驾驶导致重大伤亡的交通事故的几率非常高，为了从根本上遏制危险驾驶机动车辆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减少对公共安全的危害，有必要将醉酒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入罪。为此，有学者提供了一组数据：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只占世界的3%，而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却占全世界的16%，“排名”世界之首。[1]有学者曾做过统计：公安部门统计，2008年我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265204起，造成73484人死亡，304919人受伤。其中，在2008年因酒后驾驶机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约18371人死亡，76230人受伤。按这样计算，因酒后驾驶平均每天死亡50人，4年死亡的人数超过汶川地震，14年死亡的人数超过了唐山地震。[2]

　 2．醉酒驾驶屡禁不止显示了醉酒驾驶违法成本太低，行政处罚不足以遏制醉酒驾驶行为。其依据是自2009年8月以来，我国掀起了一场猛烈的治酒驾风暴，仍有不少人漠视法律规定，顶风作案。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一组数字显示，2009年8月15日至9月15日，全国共查处酒后驾驶违法行为65397起，其中醉酒驾驶10711起，分别比往年同期上升了86％和91%；因酒后驾驶发生的交通事故仍达到320起，死亡118人。很多学者认为这组数字充分显示了酒后驾驶屡禁不止的严峻事实，并认为这并不是因为行政措施执行不力造成的，而是由行政规制效力不足的根本性质决定的。只有将醉酒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入罪，提升惩罚性质与程度，才会对被处罚者以及社会一般公众形成有效的心理震慑和惩戒作用。[3]

　 3．我国已步入了风险社会，刑法应该对危险驾驶这样的高风险行为提前介入，以利于保护法益。有学者认为，作为国家控制交通运输领域中的风险、管理不安全性工具的危害交通安全犯罪，越来越多地体现出风险社会中安全刑法的立法特征。因此，考虑到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和刑法立法应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我国有必要将危险驾驶规定为一种危险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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