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危险犯既遂是否成立中止分歧是很大的, 甚至南辕北辙。笔者以为上面的理论都是站不住脚的, 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从我国刑法对中止的规定看, 危险犯在既遂之后是可以成立中止的, 并且是危险犯的既遂而不是实害犯的既遂, 下面笔者专门就此展开论述。
二、危险犯既遂后可以成立危险犯的中止
(一) 危险犯既遂后成立犯罪中止是符合犯罪中止成立的条件
笔者以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理论上的差异, 主要还在于对中止的定义有不同的理解。我国刑法第二十四条规定: “在犯罪过程中, 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据此,我国刑法中的犯罪中止是指行为人自动放弃其犯罪行为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了危害结果发生的一种犯罪形态。
对于犯罪中止定义最有争议的就是时间性也就是如何界定“犯罪过程”。犯罪中止的时间性是犯罪中止应当在那一时间段内成立的问题。对此由于各国或地区刑事立法规定的不同, 在成立的时间界限上多有不同。将犯罪中止规定为犯罪未遂种类之一的刑法, 由于犯罪未遂的成立必须在着手实行行为之后达到既遂之前, 所以其中止的时间界限也同样限定在此范围之内, 如日本刑法就是如此。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犯罪中止的时间界限为在犯罪过程中, 也就是说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中止发生的时空范围是“在犯罪过程中”。故意犯罪的过程是故意犯罪从产生发展到结果所经过的程序, 包括从犯罪预备到犯罪结果发生之前的整个过程, 包括行为人犯意的产生、犯意表示、犯罪预备、犯罪实行和结果出现, 以及行为完成后的一段过程。而我们要研究的犯罪阶段和犯罪形态都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时段内截取的若干段落或时点。即故意犯罪阶段表现为由一个节点走向另一个节点的若干线段, 连接节点之间的线段是犯罪阶段, 而各连接点则构成不同的犯罪停止形态,由此围绕解决行为人刑事责任问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故意犯罪可分为三个阶段, 即犯罪预备阶段、犯罪实行阶段和实行后阶段。而中止定义中是指是“犯罪过程”, 那么犯罪中止可以发生在犯罪预备到犯罪结果发生之前的整个过程就符合法律的明文规定。同时既遂状态是以行为符合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全部要件为标准的。当犯罪行为处于既遂状态这并不必然犯罪处于停止状态, 既遂也并不必然以犯罪行为的完成或者犯罪的结果发生为标准的。所以既遂既可以发生在“犯罪过程中”, 但并不必然在犯罪过程终结点上, 既遂仍有可能成立犯罪中止。如有学者认为, “在此情况下,犯罪人自动采取措施,并且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结果的发生。这种情况之所以应当构成中止犯是因为, 我国刑法对犯罪中止的时间限制, 只要求发生在犯罪过程中⋯⋯”[3]466所以对于危险犯由于实害结果没有发生, 如果仅仅把犯罪处于“犯罪过程中”, 看成是从犯罪预备到既遂出现之前的这一过程, 这是与立法本意不符合的。
有学者指出:“所谓故意犯罪的过程,是指故意犯罪从产生、发展到完成所经过的程序, 它是故意犯罪运动、发展和变化的连续性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表现。在故意犯罪中, 犯罪过程包含了从预备犯罪到完成犯罪活动所经过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时期。而在各犯罪阶段上, 由于内在的或外在因素的影响, 又可能产生不同的犯罪形态。而作为一种未完成形态的犯罪,犯罪中止可以发生在从犯罪预备到犯罪结果发生之前的整个过程中。”[3]464马克昌教授认为无论何种犯罪只要存在了犯罪结果的可能性, 在结果尚未发生之前都应当给予行为人自动有效地防止结果的发生的权利。如果行为人此时能抛弃犯罪意图,千方百计阻止危害结果的发生, 不仅说明其主观恶性已经减小,而且行为的客观危险性业已被排除。对这种案件作为犯罪中止论处不仅不违背我国刑法的规定,而且将有利于鼓励犯罪人自动中止犯罪, 尽力减小犯罪行为对社会所造成的实际危害。也就是说只要具备发生结果的可能性便应允许行为人有中止犯罪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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