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雨果、托尔斯泰人道主义思想差异论(2)

　　就人道主义而言，60年代中期以前，托尔斯泰的理解是比较抽象的。1852年走上文学之路创作的自传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后两部分别完成于1854年和1857年），1856年的《一个地主的早晨》，1857年的《琉森》，1863年的《哥萨克》等，表现的都是一种可令人们相互亲近的所谓“世界精神”，所指较为宽泛。写于1863至1869年的《战争与和平》是一个过渡，于此部作品，托尔斯泰开始把目光移聚到基督教上面：主要人物安德烈为实现自身价值曾浴血奋斗，临死前却以《福音书》教义作为自己的精神归宿；另一位主要人物彼尔的孜孜探求最终也落在了人是“为上帝而活着”上面；农民卡拉达耶夫形象的塑造，不仅同样在于印证“人不是自己在生活，而是上帝在安排”，而且表明唯其如此，才能获得人生的真谛和幸福。到了1873至1877年完成的《安娜·卡列尼娜》，上述思想再被凸现。作品有扉页题词，语出《新约·罗马人书》第12章第19节：“亲爱的兄弟，不要自己申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恕，因为经上记着：主说，申冤在我，我必报应。”作者提取了其中的关键词句：“申冤在我，我必报应。”对渴望个性自由和爱情幸福的安娜，作者对她命运的安排在这里已预示出来；而对列文这位竭力为宗法制庄园经济寻找振兴之路以抗拒资本主义侵入的改革者，在失败、绝望之时，作者让他领悟到人只能“为上帝、为灵魂活着”，明确宣扬人一切须听从于上帝，人生之可为唯在克制欲望、净化自身道德。值此，基督教不仅成了托尔斯泰诠释人道主义的主要依本，其蕴涵也较狄更斯、雨果有所区别，即基督教不仅为一种终极价值体系，还是不可逾越的人生法则；上帝似乎重新被人格化，成为世间一切的主宰。1889至1899年创作的《复活》是托尔斯泰的代表作，也是托尔斯泰人道主义思想最终形成的标志，其最显著的一点就是把人道主义同完全宗教意义上的基督教相贯通，相融合。作品不仅于扉页大段援引《福音书》教义，在最后章节更以聂赫留朵夫夜读《福音书》作题旨归结：聂赫留朵夫先领悟到“这本书能解答一切问题”，继而“看出”其中的条条训诫“并不是抽象而美丽的思想”，“却是些简单明了而实际可为的戒律。一旦执行这些戒律——人类社会的全新结构就会建立起来，——所有那些暴力会自动消灭”；他“不光认清而且相信人们执行这些戒律就可以得到他们所能得到的最高幸福，现在还认清而且相信每一个人除了执行这些戒律以外无须再做别的事，人类生活的唯一合理的意义就在于此，凡是违背这一点的一概是错误，立刻就会招来惩罚”。就这样，在《福音书》的教诲和“天父”的指引下，托尔斯泰不仅让聂赫留朵夫完成了自己的精神“复活”，开始了“全新的生活”，而且对狄更斯尤其是雨果有所保留的暴力革命，作了彻底的否定。在1883至1898年陆续写就的文学理论著作《什么是艺术？》中，托尔斯泰还提出了“基督教艺术”的概念。他诠释是：“基督教的艺术，即现代的艺术，应该是普遍的，换言之，应该是世界性的，因此它应该联合所有的人。只有两种感情能把所有的人联合起来：从人与上帝之间的父子般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兄弟般的情谊这样的意识中流露出来的感情，以及最普通的感情——大家（没有一个人例外）在日常生活中都体会得到的感情”；基督教艺术“以要求全人类团结的宗教意识为基础”；“基督教的艺术在人们心中唤起这样一种感情：这种感情通过人们对上帝和世人的爱而把他们越来越紧密地团结起来”。基督教和上帝，仍被视为拯人救世的唯一良方。
　　我并无心全面臧否托尔斯泰的伟大文学成就，也体味到这位杰出思想家的局限更属于历史的局限。我只欲表明，狄更斯、雨果的“勿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到了托尔斯泰这里再被赋予别样涵义和有了较完整的体系，这就是列宁概括的以“悲观主义、不抵抗主义、向‘精神’呼吁”为实质的“托尔斯泰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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