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则被确定为“十一五”规划中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方向。
农村变革的新起点
“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概念，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提出。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提出“小康社会”概念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农村变革的一个新起点。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上的第三次重大调整。第一次调整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承包给农民，分权是其核心。2003年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为第二次调整，调整的核心是减负。
而站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看这个“新起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意义则更加清晰。国际经验表明，农业衰落和农村凋敝是一个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比较普遍的现象。我国实行了几十年的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政策，“三农”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矛盾累积到今天已演化成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大局的焦点。
正是在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3万亿元，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85％以上，财政收入2．6万亿元，已经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这样的宏观背景，催生出跳出“三农”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资料显示，2003年我国农业用地减少了数千万亩，突破了应该稳定在2010年的18.8亿亩的耕地指标，导致粮食播种面积减少到15亿亩以下。在这种情况下，粮食短缺造成基本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进而带动物价上涨，导致2004年年初物价指数突破5%。
“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林毅夫由此进一步分析认为，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仅对于保证农业作为国家的经济命脉和粮食安全，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而且对于预防通缩、拉动宏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启动，将成为未来我国投资和消费的最大市场。
农村进步的新理念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十六届五中全会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短短20字的定位，明确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是一项系统性、综合性的政策，体现了我党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种全新理念。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温铁军分析说，新农村至少具有三个“新”特点：一是新在城乡之间的统筹良性互动上，体现出一种城乡之间的和谐；二是新在农村的发展重在农村的社会制度建设，体现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要求；三是新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仍保持充满田园风光的良好生态型社会。
全新的建设理念来源于这样一个现实：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自1997年之后连年扩大，目前仍维持在3.21∶1。全国有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6%的行政村没有通公路通电话，2%的村庄还没有通电，60%以上的农户还没有用上卫生的厕所。由于农民手中没钱，农村各项经济社会事业投入明显不足，不仅影响到农民生活质量，甚至连基本的看病就医、读书上学也难以满足。据卫生部估计，全国有40%到60%的农村人口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贫。湖南的一项调查则表明，农村孩子从进学校到高中毕业，在上世纪80年代共需支出108元，90年代需支出约8000元，到2004年则需支出约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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