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日《贼盗律》之比较钻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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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良多日本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唐、日两律最显著的判别主要体现在量刑上。据水本浩典统计，日本律《贼盗律》五三条在定罪量刑上，比唐律减1等者有二一项，减2等者有一二项，减3等者有六项，减4等者有五项，减5等者有二项；等同者有二二项，变更者有五项；加刑项有九项；日本律削除了者有一二项，增设一一项，不能比较者有二二项。[一]从总的趋势来望，唐、日《盗贼律》在定罪量刑方面或者者相同，或者者有所减轻。
首先，望1下唐、日《盗贼律》中划定相同的条款。为方便读者，兹将两律中条文相同的条款列表以下：

上述唐、日二六条条文除了了个别处所有微小变化之外 ，其余内容完整相同，约占《贼盗律》全体条文的五0%摆布。这1数字表明唐、日贼盗两律有着紧密密切的瓜葛。
    接下来咱们再望1下日本《贼盗律》比唐律《贼盗律》定罪量刑较轻的条款。
    关于日本律定罪量刑较轻，日本学者从诸多方面探究其原由。如佐藤老其实《律令考》1文中，以为日本律“留意恤刑，其量刑皆比唐律为轻”。[二]石井良助在《日本法制史概论》中则以为“或者许依据我以及顺的国民性，在量刑上与唐律不同，大体减十二等量”。[三]而利光3律氏在《大宝律考》1文中则以为“日本律接受了标榜儒教的仁政主义精神，而未注意了法家的严刑主义；唐朝是个地域广阔、各民族杂居共处的国家，需要很强盛的法的威慑力，而
日本地域狭窄、民族单1，不需要法的威赫力；大宝律的编纂者深受佛教慈悲思惟之影响，将减轻量刑视作1种功德。[四]
    上述观点尽管有必然道理，但咱们以为，若从两国法律发铺的历史来望，或者者更能揭露日本律轻刑的原由。众所熟知，在日本大化改新之前，日本处于氏族法阶段，没有同1的成文法。当全面受容唐代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后，需要有1个漫长的消化进程。与日本固有的氏族法比拟，唐律量刑无疑是严肃而提高先辈的。若想使国民能够顺利地接受唐代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柰良时代的日本政府只能用减轻量刑患上到国民的认同。而1旦患上到了国民的认同，则会变的严肃起来。
    此外，从唐律发铺蜕变的历史来望，1直受法家重刑主义思惟的影响。从李悝制订《法经》6篇，到商鞅“改法为律”，制订秦律，律的始作俑者便全面贯彻着法家的重刑主义思惟。当然汉武帝时代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免除百家，独尊儒术”，在治国理论上，执行“德主刑辅”，但在汉代的法典中仍没有挣脱法家的重刑主义，这从汉代的良多罪名和相应的定罪量刑即可体现出来。唐律的制订者唐太宗、高宗、玄宗等人当然多次修改唐律，但仍旧没有扭转法典中的重刑偏向。所以唐代的以儒家为指导的治国理论及政策与法典中的法家主义重刑思惟在现实生活中仍有很大的间隔。而日本律的制订者并无遭到法家思惟的影响，在1开始制订日本律时就减轻刑罚，也是在情理当中了。
    日本《贼盗律》篇对于于危害社会秩序的偷盗罪，定罪量刑与唐律比拟变化不大。基本上是沿用了唐律的划定，个别条款有所变化。如唐律“略卖期亲卑幼”条：“诸略卖期亲下列卑幼为奴婢者，并同斗殴杀法。即以及卖者，各减1等。其卖余亲者，各从一般人以及略法。”而日本律则作为：“凡卖2等卑幼及兄弟孙、外孙为奴婢者，徒2年半。子孙者，徒1年。即以及卖者，各减1等。其卖余亲者，各从一般人以及略法。”日本律将唐律中的“略卖期案下列卑幼为奴婢者，并同斗殴杀法”的比附条款，定刑为徒两年半，并新增添了“子孙者，徒1年”的内容。
《贼盗律》是中、日古代法中最首要的1篇，与唐律比拟，日本法《贼盗律》对于于10恶中的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逆、大不敬、不义和其他恶性犯法行径处分与唐律比拟，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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