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新中国的宪法是7年一大修、6年一小修，这种频繁的宪法变迁却主要不是通过基本权利来体现的，而是国家经济制度和政策的修正所导致的。似乎形成了这样一种“宪法惯例”：只要召开一次党代会，就必然修正宪法。1987年党的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就通过了《宪法修正案》；1992年党的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就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修改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7年党的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强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而且还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把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所确立的纲领、政策写入宪法。2003年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确立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又对宪法作了第四次修正。然而，这种“宪法惯例”的真理性价值是颇令人怀疑的：第一，党的意志和主张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变动性，它不宜写入极具稳定性的宪法文本之中，而一旦决定写入，则宪法必然随着执政党的政策的变化而变迁；第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届，难道宪法也需五年修正一次？ 而导致这种“宪法惯例”产生和存在的根本原因又在于宪法对经济制度和政策的规定。由此陷入了这样一种“周期律”：宪法——经济制度和政策——经济制度和政策变更——宪法修正——经济制度和政策再变更——宪法再修正……，而走出这种“周期律”的惟一路径就是取消宪法规定经济制度和政策这种非明智的、出力不讨好的做法。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宪法为何不应规定经济制度和政策之因的话，那么大致说来有以下缘由：其一，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初步建立，但经济利益分配格局仍处于变动之中，城乡二元体制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利益关系并没有完全理顺，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与冲突将会日益突出，这都不可避免地引起国家经济体制或政策或多或少的变化。如果宪法不具体规定经济制度和政策，那么宪法就不必随着经济体制或政策的变动而修正变迁。生活之树是长青的，但宪法却是“灰色”的，它“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6]才会对现实的生活做出规定。若要使其成为长青，则必须把它从与经济生活的捆绑中解脱出来，恢复其本来的精神。借用一句格言即是：该归市场的归市场，该归宪法的归宪法。其二，既然经济制度模式是不断演进的动态发展过程，那么经济制度模式的优先选择权在于生活实践的主人即人民，人民为了追求更美好的幸福生活，有权利自由选择适合于他们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经济模式和道路。1978年冬，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聚集在一间茅屋里，写下了一份简单的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保证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到十八岁”。然后是一一具名盖章。这份农民为求生存不惜以身家性命作最后一搏的悲壮文字，现已被中国革命博物馆当作珍贵文物收藏，编号为GB54563。这就是中国改革从农村发动的一个伟大突破口，从而拉开了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的序幕，它将载入中国当代改革史的第一章。它说明了人民对经济自由权利的渴望何等强烈，经济自由的价值何等伟大！从小岗村18户农民到曾被邓小平关注过的“傻子瓜子”，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私营经济模式日益成长与确立，在浙江省，个体私营经济1998年上缴税金113亿元，解决400多万人的就业。人们不由地想起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一句悲壮的话：“杀出一条血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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