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轻重不同罪刑的差别证明标准(4)

　　虽然许多国家没有明确规定多级的差别证明标准，但实践中却都依据罪刑的轻重执行着不同等级的证明标准。很多国家，比如法国，司法实践中也运行着“疑罪从轻”的“潜规则”。[14]（P8－9）德国奉行的罪疑唯轻原则就是我们所说的“疑罪从无原则”，但是，一个案件涉及的两个罪名如果分别考虑都应当“无罪”，而综合考虑时一个重罪和一个轻罪属于必须选择其一状况时，适用有利于被告人的“选择确定理论”，即按照轻罪处理。“选择确定理论，主要的基础在于刑事政策的考虑，以免因为疑罪唯轻而导致过于泛滥的无罪判决。”[15]（P150）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不仅在死刑案件中采取了“留有余地”的做法，在大量的有罪证据占优势的疑罪案件中也做了从轻的处理。疑罪时可以适用轻刑的实践表明，轻重不同犯罪之间、轻重不同刑罚之间的证明标准一直都存在差别。  　　三、阶梯式证明标准的建立 
　　基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重罪应当重罚，轻罪应当轻罚。轻重不同的刑罚不仅对承受者来说事关重大，对于承担刑罚适用错误风险的国家来说也是事关重大。既要以谨慎的态度把死刑案件、重刑案件处理得精细、准确，以实现实体公正的要求，又要在轻微案件、轻刑案件中节省出更多的司法资源以提高诉讼效率，在证明标准方面实行差别设计就是无法回避的选择。面对我国的立法与实践，虽然存在着不同的证明要求，但是这种差别缺乏规范的法律表述，之间的区别不容易理解和把握，还没有区别不同情形、限定证明状态并依罪刑轻重，形成能够上下衔接的阶梯式证明标准的体系。 
　　（一）“承认”对证明标准的影响 
　　“承认”是指被告人对起诉所指控的犯罪事实认可的供述。由于被告人供述也是证据的一种，供述的存在会使案件事实的证明程度明显提高，所以，一般来说有“承认”的案件基本事实都能够达到清楚的程度。存在“承认”的案件，证明标准之所以明显低于“否认”的案件，更重要的原因是，被告人的承认不仅表示了他对事实的态度，同时也说明了他愿意接受惩罚的意向。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员、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代表拉兹认为：法治的第二个价值在于它为人们提供这样的能力，即选择生活形态和形式、确定长期目标并有效地指引人们的生活走向这些目标的能力。法律应当尊重人的尊严，将人当做能为他自己的前途进行计划和设计的人。尊重人的尊严包括尊重他的自主和控制自己前途的权利。[16]（P216）作为诉讼中最重要的当事人，被告人对案件事实和诉讼结果的意见应当得到高度重视和最大的尊重。“在国家作为追诉者具有压倒优势的刑事程序中，如何保障被告者的人权构成了程序正义的特殊内容”。[17]（P8）在英美法律中，正式的承认可以免除对方证明该事实的义务，如被告方就指控作了有罪答辩，法官可以直接对被告人量刑，控方不需要继续证明。在被告人承认并愿意接受刑罚的表示中，反映了他的主观恶性较小，人身危险性较低。对于这样的犯罪人，制定较高的定罪标准，通过复杂的程序消耗有限的司法资源，似乎没有多大的必要。在被告人承认犯罪事实的案件中以较低的证明标准迅速推进诉讼，在轻微犯罪和较轻犯罪案件中是可行的。 
　　但是，对于死刑等重刑案件，被告人的承认仅仅在证据层面发挥一个证据的证明作用，法律不能因被告人对事实认可的态度和对诉讼结果接受的态度而放松警惕，降低严格的证明标准要求。残酷的刑事司法实践告诉我们，刑讯逼供、诱供、骗供等非法取证情形还大量存在，虚假“承认”的其它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排除，所以，我们决定判处死刑等重刑时，还必须高度警觉，以避免判决制造重大错误、产生无法挽回的损失。死刑等重刑案件中被告人“承认”的存在，也不能降低证明标准，因为“法律的任务就是努力在尊重个人自由和维护社会根本制度之间保持平衡。”[18]（P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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