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结构看人民调解(2)

二
　　相当程度上，社会价值、权威、冲突都存在被建构的可能，且通常情况下是建构的产物。文化断裂论过分倚重价值观念等问题来解释传统调解，并以此认为人民调解与传统调解截然对立。可以说，文化断裂论一方面有过度注重文化解释、意识形态及政治运作之虞，另一方面有忽视人民调解最基本的纠纷解决功能之嫌。以社会结构理论作为切入点也许会更利于解释传统调解以及传统调解与人民调解的关系。通过调解各方的社会关系及其在相应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序列、位置等考察对分析问题可能更有解释力度。依笔者之见，对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分析最是恰到好处者当属“差序格局”一说：
　　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⑦。
　　本文特别侧重于“差序格局”对中国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和结构的形象描述。在血缘、姻缘、地缘诸因素之下，差序格局理论一方面描绘出人际关系的最一般面貌；另一方面，揭示特定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下对纠纷采取相对缓和、弱对抗之处理方式的必要，乃至必然。纠纷解决本身与社会结构有重要关联。西周伊始，“亲其亲者”、“尊其尊者”等若干基于血缘、姻缘等因素而建构起来的社会行为准则已显示出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特征。在一个以血缘、姻缘、地缘等因素为社会结构影响因子的乡土社会中，差序格局相对主流政治哲学而言，更便于解释传统调解存在的可能原由。不同历史朝代中，主流政治哲学并非一成不变，但人际关系中的差序格局则相对稳定，其与每个人之自身利害、得失更为贴近。
　　文化断裂论通常认为，自共产主义运动后，中国民间基层共同体关系被破坏，固有价值体系已破碎，因而传统调解与人民调解昭然分明。诚然，自共产主义运动后，基层共同体关系的形式已呈现新的类型与体系，而固有价值体系的面貌也相应有所改变。但是，基层共同体样貌的改变并没有从实质上变更社会结构、人际关系层面的差序格局特征。若说共产主义运动前后的差序格局可能存在一定差异，则更多体现为量的变化。尤其社会、经济、生活形式的转变可能使差序格局在两方面有所改变。一方面，该格局下向外推出的范围有所缩减。以“五服制”等对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的范围描述为例，传统社会下以某一特定因素作为标准而向外推出时，与其发生相应社会关系之人比当今社会关系主体更广泛些。另一方面，血缘、姻缘、地缘等影响差序格局的若干要素也可能因社会、经济、生活等交往范围的变化而有所增减。共产主义运动后的“阶级分划”、“敌我两分”诸观念及其相应的社会运动，一方面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有社会结构；另一方面使得具有差序格局特征之社会关系的影响因子有所增减。当代中国之生产、生活方式等也同理作用于社会关系的影响因子。应当说，原有民间基层共同体被更小规模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与基层民众自治组织所取代；固有价值体系的破碎伴随着新的价值认同、行为评价之产生，而新的价值体系正是生成于固有价值体系破裂的缝隙之中，并作用于特定个人与群体。在社会结构基本持续差序格局特征之情形下，尤其在纠纷解决机制层面，相对于传统调解，人民调解并非新鲜事物。
　　当然，人民调解的具体表现形式与操作手段与传统调解有所差异，但仍系差序格局下社会冲突解决的必要与较佳选择之一。对人民调解与传统调解的关系表述，本文也更倾向一种相对温和的表达：人民调解是对传统调解的继承与发扬⑧。
三
　　虽然可以将社会结构，尤其差序格局下的人际关系，作为人民调解的重要决定因素和出发点，但是如何理解人民调解在具体表现形式和操作方式上的某些转变，就有必要将人民调解置于一个更广阔、深邃视域下思考。人民调解的具体表现形式、操作方式等问题实际上涉及作为调解纠纷第三方的介入、主持以及推动调解活动等。此方面的变化可能与政治动员、社会治理等存在一定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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